当代-2004年第6期-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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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当时在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这个原子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问题，都是要搞的。蒋介石的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回国的时候，钱三强已经回来了，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和地下党有联系，所以当时就开始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我见他之后，他跟我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就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然后近代物理所再加强，从清华让我去，还从浙大把王淦昌调去。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所里人马都是钱三强弄来的，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找了他，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搞理论工作的。黄祖洽、于敏都是国内的，黄祖洽是清华的，于敏是北大的，都是研究生，老师推荐过去。大家一块学吧，我们也没学过原子核物理。这种原子核物理我在国外也没学过，我是回来才开始碰原子核物理。所以大家在那里一起学。搞核科学，就需要好多人改行，其实也无所谓改行，我认为这种变化也叫发展嘛。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１９４９年３月，他由中共组织安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２０万美元。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内政很紧，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５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５０００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１９５１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一名代表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５０００块美金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这人叫李风白。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就很奇怪。同时他想到刚建国，能交给他这么一笔钱，那个时候５０００块美金也不是个小数，感觉到责任很重大。但没过几天李风白又来了，说他有用处，又把这５０００块钱收回了。杨承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买了东西了，定货的也订了，但也只得给他了，因为钱是人家的。过些日子李风白又还他了，却只交来３０００块美金，还有２０００块美金用在别的地方了。　
　　杨承宗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在六月初。那个时候信慢得很，航空也得要个把月，跟船差不多。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还有一种计数进位器。那个时候，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只有１６位计数器。在５０年代的时候，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还是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１００进位，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在巴黎联合国军总部一个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买要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批准，运出来要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批准，非常困难。　
　　杨承宗说，有布歇士先生的帮忙，我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直到现在，有一笔账还没清，当时有些货没交到手，我先给居里夫人的秘书签了４万法郎的空头支票，但后来也没有交货。我后来对他们说，我不欠你们的钱，只欠法国的情。当时买了不少东西，都比较宝贵，比如，这些东西里就有碳酸钡镭标准源。这是以前我向那个实验室买的。我当时想，我们国家要做原子能，要有铀，要有铀就要搞铀矿，要有铀矿就需要知道怎么来，就需要一个标准源。我找到这个管镭源的，一个大概是法国人吧，不过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的名字叫Ｒｇｏｒ（依高），像俄国名字一样。我说要买点镭，他说行啊，我给你。你要多少？你拿个瓶子来。我就拿了个大一点儿的瓶子，他说，那么大啊，你瓶子太大了，我说你给我多少我就要多少。他就拨了拨，他拨来拨去，我说你再给我一点吧，他就拨几下子，我看瓶子里面平平的一个底，大概一个厘米厚的一个底，已经不少了，因为我知道，这有多少毫克我心里清楚。他先给了我以后呢，才去向约里奥·居里夫人报告。约里奥·居里夫人后来问我，你要了一点碳酸钡镭的标准源？我说是的。她说你要那么多干吗？我说还不知道有多少，我没称过。她说有１０克左右了。她说你要那么许多干吗？我就给她讲，我说我们中国大，地方又多，你用一点他用一点，分开来就没有多少了。居里夫人笑了笑，反正她也给我了。笑一笑就这样过去了。船到了香港，英国人怕我们上岸，不允许我们停留，很快连人带行李送到中国江门号轮船上。回来后，我把这个标准源给了三局。那时地质部门都要拿一些作些比对，看矿石中含铀量如何，据说要用掉１０００毫克，浪费不小。在法国时，有一次，约里奥·居里夫人给我讲：杨，你如果有工夫的话，你去看一看约里奥·居里先生，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当然外国人讲话是很客气的。那么，我本来也想去看他，因为我来了以后，并没有在他的实验室实际工作过，不过，我曾经利用他们实验室里边的稳定加速器作过一些试验。那个时候法国只有一家稳定加速器，在欧洲就是那么仅此一家。我说好我一定去，我说你给我约个时间。到了那个时间呢，就到约里奥·居里先生的法兰西学院，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在法兰西学院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是做主任的。约里奥·居里先生很客气，开始当然说了许多客气的话，那么，也讲了讲我的工作。他说，老居里夫人从钡里分离铀，做了一千多次的实验，而你是从镧里边把锕分离开来，用离子交换法做，一次实验就完成，了不起。其实我的工作我还感激他呢，因为我有一部分工作他曾推荐给法兰西科学院的院报。法兰西科学院的院报有这样一个规矩，他们里边的文章，院报的文章，一定要他们的院士才能推荐。我别的院士也不太熟悉，他推荐了拿去就登出来了。这篇文章比较宝贵，我本来想谢谢他。老居里先生有个对称规律，早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如果有这个，就必然有那个，后来研究不够，现在又重视起来了。约里奥·居里先生说：我听说你要回中国去？我说是的。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在８月里面回去。他说这样啊，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他说起话来是举左手的——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就是钱三强，你呀——他也许不好意思举了钱而没举我，他可能这么想。钱，你啊，还有他的夫人（何泽慧）啊，还有王（汪）啊——我那时候没有弄清楚王是谁，也不知道是王淦昌呢还是汪德昭，我也不好去问他。　
　　杨承宗归国后，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些话就只讲给了一个人，就是钱三强。钱三强也曾在居里试验室工作过，杨承宗去那里是１９４７年，钱三强第二年离开了。杨承宗转述完这段话后，钱三强认为很重要，他也了解约里奥·居里先生。约里奥·居里先生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最早发现核裂变的第一步就是属于居里家族的。杨承宗在和钱三强谈话间，钱三强说他和毛主席认识，是因为他父亲钱玄同的关系，毛主席比划着说那时见你才这么大，现在这么大。杨承宗说你既然见过毛主席，就给他讲嘛。钱三强说你尽量别给外人讲这事，要保密。杨承宗多年来便一直努力想把这事忘掉，直到８０年代中期才于无意中和别人讲过。杨承宗说，当时龚育之和人曾到我家访问过我，我还不好讲，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中宣部科教卫生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本来是学化学的，另一位年轻人是学物理的何祚庥，他们当时就是来找我核实那段话的。　
　　钱三强说，１９５１年杨承宗回国后对我说过这件事，他请我转告毛主席，就是约里奥·居里先生所说的这段话。我当即把杨承宗的话转告了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请他向中央反映。　
　　　
　　核爆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　
　　事实上，发展原子能的种种梦想与呼吁不仅在军界和科技教育界发生，就是国家高层，也已经在千头万绪的繁忙工作中，有过一定的考虑与试探。　
　　王亚志从１９４６年起就到了延安作战局，长期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５０年代初他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当参谋时，接到调令回国，为彭德怀元帅做秘书。因为彭德怀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６年期间主抓国防尖端事务，所以王亚志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子弹的事情。１９５２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有军工部分及军队的五年计划，这时候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能的事情。当时这个计划的起草人是雷英夫，他是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不懂，去找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说，首先要召集人马，没人不行，并且原子能很费钱，得花大钱，动不动就上亿，我们搞不起。真要搞，最好请苏联援助。雷英夫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内行话。１９５３年，彭德怀在朝鲜签完停战协定之后，回到中国就向毛泽东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