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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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科技规划，有５６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说得很带感情、很严肃的。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原子能紧急措施啊？我对你有这个意见啊。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啊，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你们怎么讨论原子弹的紧急措施啊，这怎么行啊。我说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那不能这样做。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无论如何，先把搞原子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班台搭建起来了，才会有后来的文来武去，唱念做打，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悲喜故事。
斯拉夫斯基部受了批评
１９５７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去了之后，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当时就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２３５和钚－２３９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４０年之后，他才从当年原子能工业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８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你可不要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１９５７年４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聂总就代表中国人民共和国去出席典礼，回来时到了莫斯科，作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我们八点钟出发，我们就坐到头里那个车等着聂老总，阿伏宁出来接我们，就上去了。坐了一会儿，斯拉夫斯基大概是八点半才来，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下就坐下来谈。聂老总是很客气的，说我这次出去有点儿事路过这里，我想有个事情谈一谈。现在这些事都完成了、都进行着呢，下一步还有什么问题？意思就是想深入一点儿嘛，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还得深入一下吧。结果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斯拉夫斯基就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这弄得聂老总就不好说话了，坐了一会儿，正好送咖啡的也来了，聂总说那我们告别吧，再见。起来就走了，大家还是很礼貌地握握手，咖啡也不喝就走了。出来后，我们都议论说，他们太无礼了。后来才听说，刘晓把这事告诉了苏联上头，斯拉夫斯基受了批评。
在当时，聂荣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是有现实原因的。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的协议敲定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实际运作阶段。援助协定谈下来之后，正值中国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聂荣臻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因此就自然要考虑到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后续问题。
这个问题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是新问题，是中苏协定中没有列入核武器方面的内容，中国自己在工作计划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安排。说是老问题，是早在两年前刘杰就向薄一波提出，后来又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即考虑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避免提一些不切实际大而无当的要求。事实上，此前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提起过核武器的事情，苏联不同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争取核武器援助的问题就被有意放在了下一步考虑。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亟需对策。
也就在中方为此颇费思量之际，机遇出现了。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结果世界上很快就出现了反苏反共的浪潮。中国政府对此无法接受，便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提出对斯大林三七开。赫鲁晓夫这时在国际上面临与西方十分尖锐的矛盾，国内也有很大的反对力量，鉴于这样的形势，赫鲁晓夫为了换取中国政府的支持，对中国国防尖端技术援助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松动。
１９５７年６月，赫鲁晓夫召集苏共中央全会，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赶下了台，理由是他们进行了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赫鲁晓夫在这一回合之内再次占据上风之后，亟需得到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于７月３日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７月５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前往中国杭州，专程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详尽介绍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来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在米高杨来中国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实就已经连夜开过一次会，专门讨论苏联党内斗争问题，定了一个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赫鲁晓夫于是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范济生当时是聂荣臻的秘书，他说，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早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份，随着苏联内外矛盾的加深，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就明显地亲热起来了。在这个情况下，聂老总和宋任穷曾联名向总理打电报，当时总理在莫斯科，问根据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向苏联提原子武器方面的援助，好像苏联还是让从培养干部开始，开始是五十名，后来增加到４００多名，一部分是原来就在苏联学习的，后来转到导弹专业，这个是一部分，另外就是我们派出去的，加起来是４００多名。到了１９５７年的夏天，聂总根据当时的形势，又向总理提出来，能不能再一次向苏联提出国防新技术？这个时候就不叫导弹、原子弹，不提这两个单独的，因为第一次提出导弹，第二次提原子弹，这次是一起提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总理同意，总理讲你去找找阿尔西波夫，就是当时苏联经济总顾问，他被派到中国来了，他在这方面是个头。找阿尔西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聂总就和李强一起找阿尔西波夫。李强是外贸部副部长，但整个谈判，在国防新技术这方面谈判也好，以后进货打交道也好，都是通过李强的，他在这方面确实也出了大力。阿尔西波夫当时比较认真地听了聂老总的意见。聂说周总理叫我来谈谈。当时阿尔西波夫就表示我本人同意，等苏联政府答复以后我再告诉你。大概６月份，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到北戴河去，阿尔西波夫通过李强说要见聂总，聂总和李强便又去了。阿尔西波夫的原话是：元帅阁下，您提的这些问题我们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我受命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中国表示支持，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可以派政府代表团去谈判。这个问题就行了。那次我也跟着去了，当时老总跟李强很高兴，回来以后就报告了总理。
１９５７年７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向国内报告，说苏联要中国派代表团去谈判有关原子弹和导弹的事项。同时，阿尔希波夫也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
毛泽东住进了克里姆林宫
经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中国希望就有关生产原子武器、导弹和飞机的援助请求，最终于８月底获得了苏联政府同意谈判的照会。中国方面很快便进行了访问谈判的准备，组成了由聂荣臻为团长、宋任穷和陈赓为副团长的一个代表团，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王诤、张连奎和刘寅等人都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１９５７年９月７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分乘两架苏联制造的伊尔－１８飞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机场。简单休息了一天之后，中苏双方便于９月９日开始了谈判。苏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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