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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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幅员广大的中国。双方将这一事项定下来之后，苏联很快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规模快速度地展开勘察工作。双方成立了一个中苏委员会，地质部又成立了一个第三局，局长是原来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雷荣天，副局长是安桐馥和高之硏。　
　　国家对铀矿地质的重视程度是如此异乎寻常，让下面具体干工作的人既感到光荣，又觉得责任重大。国务院时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许多时候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刘兴忠说，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那时到国务院来汇报地质工作，李四光带着刘杰，带着宋英，宋英也是副部长，原来是成都市委书记，带着个我，我干什么去了呢？我是挂这些图，坐在记录席上。会上人很多，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郭沫若也参加了。李四光汇报，汇报了一气，总理就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说我是故意的啊，希望你休息一下，希望你能坐下来谈。李四光个儿很高啊，一米八，他罗锅个腰来汇报工作不行，总理对李四光是非常尊重的啊！后来总理一边听汇报，一边问刘杰来了没有？刘杰赶紧站起来，我来了。刘杰我问你，你们在农田打钻，赔偿不赔偿人家青苗啊？刘杰说赔偿。后来又问宋英，宋英你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学地质的，后来到成都当了一段党委书记。他们见到总理都是必恭必敬的。汇报的中间，上了一些点心，总理说大家吃点东西吧，点心。那时候我都非常惊奇的，上了什么东西呀，黑面的包子，素馅包子，粉条，一点儿肉都没有，而且面是黑色的，一人放了一个，我那个记录席上也放了两个。汇报完了以后，总理又留大家吃饭，他说我这儿有晚饭，请大家留下吃。李四光说咱们走吧，就回到地质部了。　
　　湖南三○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是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勘探大队的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都由苏联专家担任。三○九队的队长是康日新，五一九队的队长是齐俊德。地质部负责在新疆组建五一九勘探大队的是张献金，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１３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一开始筹建队伍，等张献金他们赶到乌鲁木齐时，苏联人已经先行到了，这让张献金觉得有些意外，也有些措手不及。苏联派来的是由总地质师波波夫率领的专家队伍，有３０多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是从苏联直接过来的。但中方这时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便批示将一家尚未竣工的招待所给专家做宿舍和办公室。　
　　组建五一九大队，杨士文也被调过来担任技术员。杨士文说，我比张献金去的早，他是４月份去的，主要是考虑把那一大批干部调来。１９５５年初，刚开始叫什么特勘处，也不知最后叫什么名字，就在新疆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队，中南成立了一个三○九大队。我是３月５号去的，我们１３个人，坐第一架飞机，苏联人有吉林诺夫，总工程师，总地质师是波波夫，总物探师叫卡列亚金，中方就是佟局长，他是地矿部的副司长，当五一九大队的副总地质师，还有我一个，我底下还有一个大学生，叫黄林宾，还有一个陈景和，三个地质的，其他是警卫员，司务长等等。那时候坐的是一架小飞机，到兰州也停，到西安也停，到哈密也停，一路上折腾了几天。在飞机上有几个人不认识，还有一些个下象棋的，也不认识，后来到乌鲁木齐办介绍信时才知道，这些都是俺的头儿，各部门的头儿。到了乌鲁木齐，阿尔包汉请吃饭，那都很重视啊。五一九大队刚成立的时候，王恩茂都来看。那时候国家特别重视、支持，一听说搞这个都是开绿灯。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佟城去联系，找到新疆的领导，最后派齐俊德当五一九大队的大队长。齐俊德那时在新疆干校当秘书长，佟城去了以后落实了这个，我们就开始到地质局搜集资料，搞新疆的地测图，在波波夫的指导下，准备普查。没有房子，在乌鲁木齐的南洋，冶金部系统新盖的招待所没用，我们就住那儿。后来我们到黑杉冲重新自己盖队部，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五一九大队在新疆成立之后，很快便在全新疆展开了铀矿放射性普查。杨士文他们在专家指导下，首先对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坑道进行了勘察，包括以前的矿物标本陈列室也不放过。杨士文说，我是检查队的，苏联专家有地质的、有物探的，中国的也有自己的技术负责人，但说是中方技术负责，实际上当时是跟人家学，我们那时啥也不懂嘛。我们虽然很多是地质学院毕业的，一般的知识也都学了，可铀矿我们不懂，完全是跟苏联专家学。我们这个队出去得最早，刚开始在天山、乌鲁木齐附近各种煤矿，跟苏联专家勘察，以后就到了阿尔泰地区，那时候，前面有个嘎斯卡车，苏联造的，嘎斯卡车后面跟个小车，基本上就这么个装备。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上面都是找矿员和警卫，都拿着枪，带着仪器。那时候乌斯曼叛乱刚平息，治安不好。我们后面是苏联专家，还有绘图员，一天大概跑二三百公里。这一带地方很荒凉，没有人烟，车坏了就麻烦了。晚间也没什么旅店，搭个篷子弄个蚊帐，就在野外睡。那地方风也大，帐篷，人少了支不起来，所以条件是很恶劣的。　
　　回到乌鲁木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齐，杨士文他们先着手搜集资料，只要一发现线索便赶紧去查。有一天，总地质师波波夫把杨士文找去了。因为刚得到一个线索，在精河县有个点叫阿莎勒，乌鲁木齐西边４２０公里，发现铀矿苗。波波夫让杨士文和另外一个搞物探的苏联大学生一起去检查。　
　　杨士文说，我只是先前在东北搞物探的时候，学了点俄文，现在让我跟一个苏联人出去，他说话又不像书本上，我根本不懂，是硬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摊子很多，大家要分头行动，翻译就不够用。车也没有，从新疆地质局借了个卡车，司机是个转业军人，他挺愣，开到精河县，要进山沟了，车不能开了，就找一个蒙古的老头儿。那个沟啊，过去国民党一个师都在那里打败了。找来的这位蒙古老头没有七十也有六十五六了。蒙古人都会骑马，苏联大学生人家也会骑，就我不会骑马，就给了匹老红马。过阿莎勒那条河的时候，河挺宽、水挺急、挺凉，快到岸了，我后边驮着行李，马失前蹄，把我和行李都给撂河里去了。到了那个矿点，一检查就要往里头走，走了七八里地吧，那边绿的红的挺好看。从书本上看，铀的次生矿氧化以后，特别鲜艳，就这红的绿的，我们特别高兴，以为发现铀矿了。到了前边一看，那是石头上的绿苔，根本不是什么铀矿石。这时候天就黑了。回精河县还有７０公里，人家都会骑马，我不骑这７０公里怎么办啊，就那么硬着头皮熬到家了。咱们三个人，我是中国人，大学生是苏联人，那个老带队的是蒙古族，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也不行，比如吃的，吃个饺子他连酱油都没有，只给你搁咸盐面儿。还老吃羊肉，我们都不习惯吃羊肉。刚开始去，生活上语言上各方面都要克服。像克拉玛依那里，温度高，能有４０度吧，那风都是热的。大概１９５５年这一年基本上完全是苏联专家怎么弄的，咱们就怎么弄。包括佟城，他是中方负责啊，他也不懂。过了一年，他就有点门了。以后我们基本就独立搞了。那时候常在野外跑，跑一圈要回乌鲁木齐，天很晚了，我们那些人呢都想早点住下了。专家他不行，半夜三更也得一直赶到乌鲁木齐，他老婆在乌鲁木齐啊。我们这些人都没家属，在哪儿住都一样，我们到那还没地方住，住食堂。但是那时候基本是苏联专家说了算。颠呢，颠呢，这一宿，就剩了那一桶蛋糕，掉到地上都不知道。途中吃的都没了，又赶，赶回到乌鲁木齐队部了，他就回家了，找老婆去了。　
　　狗熊舔了队员的脸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新疆人烟很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于外面，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因为路线一定下来以后，就是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找矿员这一跑，回来的时候就回不来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这个指定地点，往回走呢，就把仪器关了，就走路回来了。你还是要像原先那样往回走，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了。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１９５５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下来了。晚上找也找不着，我们第二天早晨派人才把她接回来。我们还有一个路线呢，她沿着沟里走，以后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沟里边一般都有点树，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她也没有经验，我们那时规定，要是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她这一吹哨子呢，这个熊就惊了，它一来就两扒拉，把这个人给扒拉到地上去了，完了用舌头给她这块脸都舔了。最后住了很长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还在呢。这个脸我都见过，从额上右边，眼睛没有瞎，因为她紧闭着眼睛，因为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她舔坏了。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１１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很快就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研究勘探。这里平地都是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人就住在搭的帐篷里，当时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了，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金银寨里没金银　
　　湖南郴县许家镇附近有一个小山村，是一个亘古莽荒之地。历史上，韩愈、秦观、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被朝廷流放到这里，几十年前，张学良也曾被蒋介石囚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