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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当代-2004年第6期-第90章

小说: 当代-2004年第6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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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的,最留恋的,最难忘的,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还隐隐绰绰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头,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某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迟到的悼念
陈世旭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现为江西省作协主席。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别获全国第二、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在我步履维艰的文字生涯中,不知得到过多少让我终生铭心刻骨的帮助。有的帮助出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二十年前的一天,当我突然接到下面这封信,真是有点做梦的感觉: 
  陈世旭同志: 
  我们未曾识面,但前几年读过你的《小镇上的将军》,至今印象颇深。近来从吉晋东同志处得知你对文学创作虚心而且认真,作品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84.8.4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1979年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1980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四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五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1984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以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八〇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去进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是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1964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1972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1976年有了正式工作。1977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篇短篇,都是废纸,到1978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州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表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又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还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去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成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观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当代》,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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