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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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 煌
多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触。
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读到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历史也有它的惰性；封建的帝王思欲绝不会一了百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瞑目之后，大权一落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之手，蒋魔王就大搞一党专政，大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唯我独尊。他被赶去台湾小岛之后，大陆上的“万岁”之声又不绝于耳。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说明封建帝王思想犹如无孔不入的毒菌，致使灭菌之途还很遥长。
这使我屡屡想到陶行知先生1930年致友人信中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年我们千百万的同志和先烈，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感悟到：在这些同志和先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以致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的赃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大凡这种人一旦窃取了大权大势，必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行法西斯式的封建极权专制主义。
马克思一生为人民民主而奋斗。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因《莱茵报》被查封正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在旅行到科仑时他给《德法年鉴》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段话，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虽然马恩晚年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早年的一些著名论点，但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能有民主、自由吗？谁是兽性，谁有人性，难道还不应该掂量掂量么？记得抗战时，夏衍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法西斯细菌》，详细描写了法西斯毒菌的危害。目前如果有人写一写《帝王法西斯细菌》，我想肯定大有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20年前，我只能写一篇1947年苏北盐城攻坚战的采访回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衰颓，致使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爱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使我的联想很多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诸公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7年9月21日于戴氏蜗牛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黄修己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摸、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串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