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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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普世价值观？我认为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页、第105页）。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他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同上第1卷第281页、第316页）。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制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来充分肯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对民主制度抱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引领广大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号称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却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王国，无产者依然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1884年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谈到民主共和国时，指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页）。对照《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N_E第4卷第489页），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用工人阶级统治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样来理解民主，当然还不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民主制的具体措施，如：公社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页）。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和只发给他们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办法，也是保证国家民主性的可靠办法（同上第2卷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已经成为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现代民主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藩篱，使民主日益成为普适性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念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承认民主的普适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当代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他们不了解，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马克思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页）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欧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国的选举权为例，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计入选举议员的人口数；1870年宪法修正案才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加以拒绝或剥夺”；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权在性别上的歧视；1969年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18岁和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不能因为年龄关系而加以否定或剥夺（《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页）。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向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时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深邃的见解揭开了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谜团。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把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
首先，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高的期许。但这是就实然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树立普世价值观念是多么必要。我同意徐景安在创建新文化论坛上的意见，普世价值应当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创新发展。
其次，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同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提倡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有产化的进展。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一定的产权；有些学者呼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些正是争取公民产权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行动。公民有产化的推进有助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普世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实践也有利于公民有产化。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认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