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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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建国50周年时，杨格非又发表《傅作义的心路历程》坚持说：“傅第一次所派的与中共和谈代表是《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见《炎黄春秋》1999年1月）
无独有偶，当年曾任“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的王克俊，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说：“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见1980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六十八辑。）中共党史早已说明，指派中共党员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傅作义，更不是王克俊。
由于北平和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热门话题，杨格非、王克俊又曾是当年“华北剿总”一方的人士，因而他们笔下所写的，就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产生误导。据知，北平和谈是在绝密中进行的，国共双方参与策划者，仅限个别上层领导。为了确保安全，当时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也绝不能公开。
建国后，在1950年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摄入了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李炳泉为代表，弓悍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接待的几个镜头，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载入史册。
然而，在某些书报中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却说成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年12月，赵家鼐等编）对中央军委的电报多处注解错误。如说“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第50页）“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到涿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驻地，要求谈判。”（第509页）
其他散见于报章、杂志以及人物传记中涉及北平和谈的错讹之处不及备述。现在仅介绍其中一件令人惊叹、痛心之极的事例如下：
1999年隆重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的庆典中，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时。竟也公然出现敌我混淆歪曲党史的错误，也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说成是国民党傅作义派出的代表。
如《北京青年报》1999年1月26日第13版，有长文题为《五十年前，“三大法宝”拯救北平》，作者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地下党员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的副手，参加了三次谈判的全过程。”
《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第7版，也有长文题为《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作者同为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傅作义……遂派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电台……出北平城……”
李炳泉的家属曾为李炳泉的形象横遭歪曲而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市委有关当局为党史、党员负责，公开澄清错误消除不良影响。但回答却是“捂盖子”，以回避错误了结。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和谈期间，李炳泉的政治身份甚至前线司令部的接待人员参谋处长苏静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李炳泉对和谈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与胆识，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还不敢相信。”“李炳泉为傅派出的代表，由他传达对方的意见，名正言顺。”（见《回忆北平和平谈判》，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他详述了何思源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却只字未提北平地下党做出的贡献。
现在看来，当年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及其身份问题，只有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清楚，亡羊补牢难道不应该吗？
试想现在党的领导作风如此，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知。但令人担忧的是，李炳泉被诬为傅作义代表的这一冤案，又何时了呢？让炳泉同志在天之灵得以安宁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陆亨俊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代表团访问了10天，考察了航运、港口建设与管理、造船等项目，商谈了两国的合作问题，还参观了世界最大港口鹿特丹港、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间里，还参观了三个博物馆、两家报社、一所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这半个月的访问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国家做比较系统的采访（荷兰方面也认为这是他们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所以安排得很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我在访问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时，看到两位金发姑娘在读《孟子》和许多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因此，我在布鲁塞尔分社的4年中，我又两次去莱登大学采访，想具体了解一下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一
在欧洲最早研究汉学的是荷兰人。在英国人到亚洲以前，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就到了广东、福建和台湾，中国的瓷器和茶也通过荷兰商人被远销到西欧（茶在荷兰文中是tea，发音如同dan，这与闽南话“茶”的发音相同；英文和法文中的茶字都和荷兰文一样，只是发音不同）。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荷兰的传教士就编纂了一本《中一荷一拉丁文字典》。莱顿大学于1875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薛力赫，他与法国汉学家柯狄尔共同创办了专门研究汉学的杂志《通报》，是西方最早出版的一本汉学杂志。1930年，当时荷兰最著名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正式成立了汉学院。
我第一次去访问时是伊维德教授接待的，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元明杂剧，他刚把王实甫的《西厢记》译成荷兰文。据介绍，汉学院是六年制，现有学生100多人。一年级新生（每年都有50…70人）入学后，头两周每天上课5小时，每周学50个汉字，我看了课本第一课是“人、刀、力、口、土”。第三周开始，每天两节课学汉字，四节课在电化教室学口语，我看第一课是：“郭先生你好！我很好，你呢？好，谢谢你。郭太太和郭小姐也好吗？她们也很好，谢谢。”这些课本都是美国出版的，有英文的注音和解释。伊维德教授还说，一年级要学900个汉字，要基本上掌握汉语的各种句型、能简单对话。还要学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这个要求不低，常常有近一半学生升不了二年级。二年级开始学古代汉语，同时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学的古典文学，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袁枚的《子不语》和《古文观止》，还选读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同时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课程；四、五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专题研究进行学习（很少到课堂、主要泡在图书馆里）。其中少数被公派到中国留学1—2个学期；六年级集中写毕业论文。
二
我第二次去访问时，专门采访了汉学院院长许理和（这是他的中文名）教授，他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1959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佛教征服中国》（1972年在荷兰出版，1998年中国出了中译本，共632页），主要是讲公元四五世纪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次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访问非常有意思，许理和教授一开始就说，他中文的口语不好，允许他用英文讲，但是他希望我讲中文，他可以练习听。
这对我也是求之不得。许理和说，他在写这篇论文时，先后曾参考了80多本（篇）中文书，和100多本英、美、法、德、印度和日本学者的著作，还是花了一些工夫的，不过这也使他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他最近几年主要研究“外来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许理和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外来思想”。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人与传播。第二次外来思想是指明末清初的基督教文明的传入，除了基督教教义本身以外，还伴随着传人了当时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数学（几何、三角等）、天文（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个传教士还担任过“钦天监”负责制订历法）、机械（如钟表、望远镜），以及地理、医药和西方的绘画知识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三次外来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人，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许理和认为，这三次外来思想都是从西方传人的（佛教是经过西域传进来的）。“全盘西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西方，也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是有“兼蓄并容”（他这时用蔡元培的话）外来思想的传统，并加以本土化的。
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和看法，只是给我们参考。不过也可以看到，像许理和这样的学者还是很有功底的，研究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
汉学院有12位博士和4位讲师（都是欧美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一般都根据他们的专长和所研究的问题来定，大致上分两大类：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如两汉南北朝史，中国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古代中国建筑史特别是《鲁班经》的研究，明清时代安徽商人的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主要是荷兰与台湾福建的关系）等；还有一类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中国农村问题（重点研究岭南和关中地区），中国的民族问题，东南亚华侨史，中国书法，卞之琳作品研究等。
许理和还告诉我说：“最近有两位教师写的人物传记可以定稿出版，一本是《郑成功传》，另一本是《廖承志传》。”
三
莱顿汉学院的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和资料中心。
我在第一次走马观花访问时就很吃惊，除了看到金发姑娘在读《孟子》以外，在图书馆的另一隅，我看到两个男学生在仔细地研究几张地图，一张地图上印有WeiHo几个英文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地方，一个学生用汉语告诉我，这是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地图，是根据卫星照片绘制的；另一个学生看的则是天津地区的卫星照片，一张是1960年代拍的，另一张是不久前拍的，这位学生用英语对我说，这里是新开的河道，那里是新的居民区……他们说，作为学习“中国地理”这门课，学生都要来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