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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医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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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更统一、更标准化。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较而言,这样的教育背景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为30%~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6万名医学生,医学院招生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并尽力保证医生队伍的纯粹和高质量。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队伍里的人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坏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
    现在我们再去看看在中国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的生存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清贫读医10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像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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