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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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到生命晚期就不会表现出妨碍适应性，自然选择就没有办法清除它们。
大多数有害的遗传作用，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这种基因是不是好处大于坏处还不能够确定。比如，有些基因能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对携带的人不利，但却能自我增加其基因频率；有些虽然是遗传上偏离了正常，但只在与环境因素作用后才表现出不良作用。
让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疾病可能是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假如给一个机会，我们的身体设计可以重新来过，或者有机会对我们身体的设计进行重大修改，也许能找到对付疾病的门路。但无奈的是，我们每一代都只能用父母赋予的身体生活下去，重新设计的机会没有任何可能，只有将错就错。
在没有这些“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生物学解释出现之前，疾病几乎一直带着面纱，高深莫测。讳疾忌医的毛病每个人多少都有。医生们常常只对眼前的具体疾病进行判断，努力向病人解释“你为什么生这种病”，病人却永远不知道“我们作为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个问题最后落到了宗教或者哲学领域的人士手里，他们想出面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历代神学家都在费心思考：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最后，他们大多把疾病看成了上天降罪于人类或者惩罚某个人的工具。而哲学家们则试图分离身体和灵魂，因为身体的问题繁多复杂，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大多采取贬低身体、抬高灵魂的迂回方式。
在一些哲学家们看来，活着意味着一副身体的存在，只要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的不愉快，意味着身体和灵魂之间磕磕碰碰，身体甚至被看成是灵魂“牢不可破的枷锁和监狱”。幸好有了死亡，灵魂的身体枷锁才得以解开，得以独自存在。比如，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在他看来，正是身体的死亡，灵魂才能获得自由，求真的坦途才得以顺利铺展，才能笔直地通向纯粹的智慧、真理、知识之路。柏拉图费尽心机地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和不灭，在他看来，灵魂的这些特点刚好与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相反。他拼命贬低身体，认为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了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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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会生病（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这些解释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难逃局限—它们的回答总是拘泥在人本身。而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我们获得了新的视角。目光放开，投射到自然界中，我们发现身体和疾病渐渐失去了神学、哲学的意义，而回到了它本身。
这时，疾病根本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疾病不是上天的安排，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原罪，它最终源于自然选择，而我们是配合自然选择的角色之一。在这些看似矛盾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接触到疾病的最本质意义，也是我们希望探寻到的真相。而当面对真相时，奇怪的事情反而可能会发生了，有些人会长吁一口气，感到一种从容和满足，开始坦然面对“身为人必经疾患”这一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两位作者认为：在为什么人会生病这个问题上，“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当然，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些人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人能通过其他的路径（比如宗教、哲学）进行思考，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人自己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医生所无能为力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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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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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了，把身体交给谁（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