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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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便陷入了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之中。
眼前这样一种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于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上针针线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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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像以下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门诊，绝对稀松平常：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生殖器”。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诸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像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她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专注。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对话，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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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19世纪中叶，西医逐步渗入中国，渐渐开始改变中国人对治病方式的选择，也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
中国传统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医生，不用现代科学的标准作为治病依据，凭经验诊病，像书中记载的“常用平稳之方治半轻不重的病，以维持声名”。而那时的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式，有着让现代人艳羡的自主控制空间。为了让病人满意，医生必须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情。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更是医生关注和诊治的焦点。病人在选择医生时，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耐心，时不时就更换医生。医生对病人谈不上负责，也没有太高的威信。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医生相对比较被动，也比较难树立自己的权威。病人占了上风，他可以自由选择医生，有时可能全家都上场，一起参加治病过程。
此外，整个传统的看病过程，几乎都是在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中进行。医生要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释病人用口语诉说的症状，看病和护理又多半是在家中完成，家属积极参与，和病人的日常起居也保持着不可割断的亲情关系。而西医引入了“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强制性地把病人的身体和他熟悉的日常生活分割开来。《再造“病人”》中如此描述：“在中国某个时期，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往往可以置换为：日常生活和医院空间的对立关系。”“医院”这种特殊的地方也导致了医生和病人之间一定的隔阂和误解，人们容易对“医院”产生恐惧和不信任。
当西医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后，带来了医院这个神秘而隔阂的空间，带来了听诊器，带来了手术台，带来了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查设备……它们统统制造着如福柯所言的“沉默的暴力”。
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西医在改变传统的医患关系时，赋予了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同时也改变了病人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面对着这些“沉默的暴力”，病人成了一群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在中国当代消费者眼里，医疗是众多服务行业中让消费者感到“最缺乏权利感”的行业。或者可以这么说，病人是一种“处于弱势”的消费者。
医疗算不算服务业？在中国，病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国既不像英国那么否定，也不像美国那么肯定。如果答案为是，可能也是最没有权利感、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那些在医院碰壁的消费者们，都会这么说。
我们平时可以选择不逛商场、不下餐馆，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特殊性在于，他“必须”去看病，这是自己的生理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被动提出的需要。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将要接受的医疗服务知之甚少。逛商场、下饭馆是去享受，是给生活增色添香，但我们到医院里是去寻找医学这门科学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商场里看得顺眼的售货员，可以质疑餐馆里的碗盆筷碟和服务质量，但我们作为病人，却几乎没有选择医疗质量的自由。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在这样的关系中还加入了一定的，但并非是完全的经济关系。我们付出了金钱，可面对的服务质量却因为没有竞争机制而流于空谈。因为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医院仍然属于公有。
中国病人为什么没有权利感？除了对医学及医疗服务质量不满意之外，中国病人还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对称，是因为医生这种职业本身，救死扶伤、关系生命，是因为培养一名医生需经过一整套高度严密、高度专业的训练，而这些内容可能是普通人无法通过平常的信息获取途径搞懂的。这种不对称，还因为普通人对身体、对疾病的一无所知，而耐心、体贴入微、愿意把所有疾病知识一一道来的医生正濒临绝迹。一份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医生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是理应存在的，他们认为医疗服务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而病人多半不能理解这些技术的细节，病人不能随便要求医生做这做那。而到了病人这里，信息的不对称，暗示的可能就是—关系的不平等。
当冷漠的医生把眼神投向病人时，病人感觉自己是无助的弱势群体，没有权利感的消费者。在目前的中国医院，无所谓医疗行业竞争，服务态度和质量也就注定起不了决定作用。
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消费之前，就注定了保障环境的不同。中国病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只能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之下，美国的病人已经成了名正言顺的消费者，他们经过几十年的争取，已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真正身份。早在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权利法案中就已经提到要“保护消费者健康”。而从1975年起，美国开始放宽对医疗机构的广告限制。
1997年3月，克林顿任命了医疗行业消费者保护和质量顾问委员会。一年后，委员会公布了一篇报告，名为《质量第一：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其中的“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篇”提出，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有三个目的：第一，增强消费者的信心，让他们能感觉到医疗系统是公平的、负责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消费者能通过有效的渠道反映他们的担忧，鼓励消费者为维护自己的健康去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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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默的暴力”的消费者（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第二，重申医患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多重要；第三，明确医疗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医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而在列出的病人七项权利中，包括了知情权、选择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计划的权利、紧急情况下使用急救服务的权利、参与决定治疗方法的权利、免受歧视得到尊重的权利、要求保密健康信息的权利以及投诉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报告中，还用相同的篇幅提出—作为医疗消费者，为了保证权利兑现，还必须要履行一些义务。这些义务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参与自己的医疗决定，和医务人员合作达成一致的治疗计划；完整向医生提供相关信息，明确和医生沟通自己的需求；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认识到医务人员有义务有效地、公平地给其他人提供服务，对其他病人和医务人员表示尊重；充分了解自己的医疗计划，遵守相应的规定；交付医疗费用……
而在中国医疗里，真正关注过病人这一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吗？中国病人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又必须履行哪些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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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困境：好医生还是牛医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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