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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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的一些失误，既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同样也是我们对英美政党、特别是对英国政党在二战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前几年有关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不少，但大都是就事论事，没能从二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党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行追根溯源，因此，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只限于政策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工党变革的制度层面和其领导人洗心革面的思想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的专著《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对我们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由来，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到，就一个政党来说，不论是在野还是在朝，与时俱进是其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梳理清楚一个外国政党的纲领政策的发展演变，体验其中的世事沧桑，绝非易事。但是，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对一个政党的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政党的纲领与其政策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有着特殊的敏锐和感悟。正是依靠这一能力，刘成博士对战后英国工党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只注意研究政策和人物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工党性质和目标这一更为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英国工党党章中的第四条款——公有制条款。这可不是一般的条款，而是涉及到工党目标的核心条款。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的工党党章中，该条款明确了工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1929年工党年会，又增加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即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第11～12页）。工党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党，或者用国内的表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表达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有制条款。
紧紧围绕公有制条款这一核心问题，刘成博士从工党内部的复杂关系、工党上台后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两条线索展开，以战后英国的社会阶级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工会的演变、人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为背景，对二战后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工党国有化改造和福利制度的建立等有关实施公有制思想的实践，以及工党在执行这些政策时的困惑及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叙述、剖析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政党成长过程中的成功、失败、困惑、迷茫、革新和再成功的复杂图景。由此可见，公有制条款在工党的研究中，的确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对很多的工党领导人和团体及个人党员来说，公有制条款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党在政治舞台上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是其争取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的黏合剂，因此也是其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成败皆萧何，公有制条款使工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公有制是其中最主要的利益）放在其政治活动的首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只能通过议会选举才能实现其阶级理想的非革命性政党，它只有争取到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支持，才可能上台执政。这样，是争取选举的胜利还是坚持党的纲领，就成为工党竞选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虽然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利用战时的特殊时机，首次上台执政，开始实现自己的公有制（国有化）理想，建立了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它很快就发现，它的理想很难彻底实现。与通过革命上台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必须尊重法律和产权，必须采取赎买政策，而它手中的资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样的赎买，更糟糕的是，已经国有化的企业立即暴露出效率低下、官僚治厂的毛病，几乎个个亏损，家家要补贴，结果，工人的收人也就停滞不前，一些工人竟然未经工会同意，开始以大规模的罢工来反对自己的政府。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反而成为工党的软肋。 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人便称：只要迫使工党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同我们竞选”，保守党肯定可以赢得大选（第50页）。这对1945年以社会主义为号召而上台的工党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1951年议会选举（大选）中，工党败北。其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认为公有制和国有化政策是工党失败的原因，遂有修改第4条款之议。但这一声音太离经叛道了，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公有制条款是团结全党的基本纽带，没有了它，工党也就不成其为工党。虽然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工党两度上台执政，分别尝试用“科学革命”和“扩大公有制战略”来挽救英国日益衰落的国际地位和一蹶不振的国内经济，从而加强工党与保守党竞争中的地位，但是，由于二战后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作为工党社会基础的工会及其所代表的产业工人日渐衰落，工党没有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1983年的大选成为工党的滑铁卢，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而它的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大选宣言，被讥讽为“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第186页）。这次大选的结果，无疑是英国民众对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过去四年全方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肯定。
此后，在1987年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中，坚持公有制理想的工党再次败北。工党的精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开始认识到在保守党多年全盘私有化的基础上，在普通民众普遍尝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后，要想以公有制和国有化来吸引选民，赢得大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了，工党必须洗心革面，否则，永无翻身的机会。新的形势需要新的领导人，由于工党领袖史密斯的突然去世，布莱尔提前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当时他年仅41岁。
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没有历史的包袱，同时也目睹了工党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痛的失败。他下决心放弃公有制条款，并亲自起草了新的第4条。在保留工党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突出公共利益和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新条款肯定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4条在1995年工党大会上以65％的选票被接受，布莱尔的“新工党”终于得到全党大多数的认可。对此，作者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它是战后英国社会诸方面变化的结果，也是在英国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党长期探索并付出惨重代价得出的结论。对公有制条款的修改，并不是废除公有制、全面实行私有制，但它表明工党已不再以实现公有制作为工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第229页）
党章的改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是以此为指导，工党终于在1997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重新上台，这时离它上次执政整整间隔了 18年！现在，布莱尔有机会实现其“新英国”的理想。在1998年9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布莱尔指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翼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第234页）。2001年的英国大选，无疑是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全民公决，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
刘成博士以“理想与现实”为题，来讲述工党凤凰涅槃的故事，实在是有着强烈的启发意义。因为，当今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当它的政治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距时，或者说，存在巨大矛盾时，究竟是牺牲理想来迎合现实，还是下决心改革、改造、甚至是革命这个社会现实来实现理想？究竟是理想重于现实，还是现实重于理想？抑或在这中间，还存在某种“第三条道路”，那就是面对个人、甚至政党都难以控制其变化方向、节奏和目的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不断地调整、修改、甚至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理想？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没有能够在理论的高度对此加以总结概括。不过，这一要求已经超出了这本著作的目的，更不是作者所能直接回答的，甚至不是学者们能够回答的，它的答案只能是来自无数个像布莱尔这样勇于革新的政治家的伟大政治实践。只有生活和实践，而不是书本才能回答这个可能会永远困扰人们的社会难题：理想与现实该如何协调与平衡？
（《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刘成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14．00元）
骸骨的迷恋
■ 段 炼
时近中元，屋后街前，镇日烧袱燃烛，爆竹声声。穿行在香烟缭绕之中，陆放翁《老学庵笔记》和盂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盂兰盆会的气息，倏然扑面。在这中国式的万圣节里，翻读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的《瓮葬》，令人陡生旷世同怀之感。我倾心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有年，但布朗的这本小册子却始终缘悭一面。如今，缪哲君巧手迻译，一读之下，自然惊喜交集。
其实，对于谈论丧葬文化的浩瀚文献而言，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只能算是一个小注脚，但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注脚。1658年，一批古人葬瓮从英国诺福克郡破土而出，嗜古成癖的托马斯·布朗闻讯立刻前往考察，他断定，它们是古罗马人的骨瓮。这些闪着幽光的远古什物，也勾起了布朗的无限遐想。事后，他借题发挥，来回穿梭于种种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之间，居然写下了这部好奇心盛而又文情并茂、典雅赡丽的怪书。
按照约翰逊在《布朗传》中的说法：“在这部书里，他以超常的博学，论述了古代民族的丧葬礼俗，铺叙了他们处理死人的不同方法，并对诺福克灰瓮里的物品，细加考探。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能见其博闻强记的，当无过于此书。”《瓮葬》不过一部遣兴之作，而布朗却上下钩沉，一时间碎金灿然，盈书满纸，借用蒲松龄的自况，称得上是“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而美国作家爱默生，则从书里嗅到“每个词语，都散发出坟墓的气息”。看来，托马斯·布朗这种行文基调，仿佛此时窗外祭祀亡灵的烛光烟火一般，难免让人恍兮惚兮。
《瓮葬》开篇，托马斯·布朗在写给他的对考古有同好的朋友葛罗斯的献函中，开宗明义地说：“当丧火的柴堆熄灭，最后的道别已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