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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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英雄》镜头中的黄叶漫漫搅天飞，而是《卡拉是条狗》中人的那么一点自觉和自省；不是仅仅只有“精巧的镜语堆砌”，而是要有“精深的命运思索”；不应当是对“固定的政治信条”竭力图解，而是要对寻常百姓的生存处境予以揭示，不是“反常规的个人化暴力话语”，而是以人为本的普遍的价值认同。
　　
　　开窗放入大江来
　　
　　消费主义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文化景观的强有力的缔造者。消费主义和商业伦理确实给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同时也有许多人感到生活失去平衡。当下中国的现实状态是错综复杂又变动不居的，任何一种整体性的判断和概括都会存在纰漏和偏差，重要的在于言说者的立场和看问题的切人点。
　　由于种种原因，后殖民话语和后现代理论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最时髦的话语形态。《硬作狂欢》并不认同中国许多鼓吹后现代理论的研究者对当下现实的分析判断。在对影视文化精当的分析和细密的梳理中，作者努力把中国大陆的“前现代”的现实境遇与“后现代”的理论话语之间深刻的错位描述清楚。在“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和“全球一体化推进”的分分合合中，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却被繁复的话语表象模糊和掩盖了。张艺谋的文化身份一直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息息相关。他的一系列电影作品被指斥为迎合西方想象的东方拼贴，以民俗风情的历史演绎和中国人情的丑化表演来换取戛纳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但是郝建并没有囿于这些理论成规和价值预设，而更加着意于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之前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一种平民意识和底层关注，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和发人思考的深度，一种现实主义功力和人道主义情怀。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从个性喷发和强权崇拜的《红高梁》，到充斥躁狂与绝望的《菊豆》，再到试图引导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秋菊打官司》，那种原始生存的自得与生机，那种平民生活的困窘与挣扎，那种民族心理的深层次探寻（《菊豆》）与对社会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反思（《活着》），都不是简单地照搬后殖民话语的镜像理论可以涵容和概括的。后殖民话语的义正词严中其实包含着重重现实障碍，也可能沦落人一系列为权威话语做学术包装的话语圈套。经过后殖民话语的过滤和淘洗，现实境遇的揭示被虚化为“话语表演”，“本土的沉思的目光”被置换为“西方人的有色眼镜”，真实的现实境遇反而成为“在场的缺席”。作者着重指出：赛义德在阐述自己的“东方主义”这一理论概念时也论述了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郝建理解的“西方主义”是：这其中既有我们对西方的一厢情愿的认同，也有刻意为之的对西方的曲解，这是一种“浮躁、简单化、狭隘”的心态，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文化的态度。在作者眼中，WTO并非中国电影的天生杀手，好莱坞的成功运作和长驱直人不仅是商业运作的成功策划，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欲求，那些才是真正能够动人心扉、震撼灵魂的东西。作者认为，今天迫在眉睫的首要危险不是全球一体化的危机、后殖民主义的威胁，而是“闭关锁国的情结、封建主义的势力”，是“回到‘文革’去、回到均贫富状态的施虐／受虐心理。”（《硬作狂欢》第229页）
　　
　　意识形态和娱乐中主体的自由选择
　　
　　“以故乡为乐土的人终还稚弱，／而强者以四海为家，／真正练达的人把世界视为／放逐之地……”（Hugo　of　Victor《Didascalion》转引自《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而文化交流则是开启对话的机制。是的，在当今“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话语争论和政治关系处理中，只有建立自信，互相建立起交流、讨论的平常心态才能为中华民族自我认识和文化重构建立正确的坐标。
　　在民族文化／全球化的二元对立中，作为社会消费和娱乐主体的“大众”暂时隐退了。面对全球化难题和麦当劳境遇，作者引用了学者秋风的看法：“中国的文化不是书架上的四书五经，也不是老庄佛道，而是生活在现世的十几亿活生生的、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数选择的人们的行动。因此，他踏进麦当劳，就不是在被动地接受麦当劳的文化霸权，而是在主动地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因为他选择麦当劳，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他每吃一口巨无霸，每喝一口可口可乐，都是在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内容。”（秋风：《麦当劳与消费者的神圣权利》载《万科周刊》　2001年10月1日）这强调的是个人在文化现实面前的自主选择性，《硬作狂欢》对这一观点也是颇为认同的。可是消费这种全球文化是否就构成一种解放的现实空间？这种自主选择究竟能在多大意义上构成文化反抗？当一种消费行为构成某种身份象征和文化时尚时，其所谓的“自主性”就需要大大折扣了。这其实忽略了自主选择之中潜藏的对欲望的引导与宣泄，遮蔽了文化现实背后政治、经济的复杂运作，也忽视了消费行为本身对人的阶层地位的划定和对价值的赋予。
　　除了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这一对立，本书作者还描述了艺术活动中的另一个对立，即自由选择、艺术趣味的不定向流动和灌输、教化、导向的对立。我看到作者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比较新奇的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今日中国的偏向是没有意识形态。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作者是说如果按照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原意，中国现在的社会心理状况跟这一理论有很大的不契合。在马克思和阿尔图塞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自由地”接受的信念系统，一种在想象界、无意识领域运作的价值体系。而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大众心理现状是：没有信仰系统，只有政治信条，没有无意识的内在伦理，只有明确灌输、权力话语导向的硬性规定，这些都不能被称为意识形态。对于由简单权威锻造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多诺有过深人的研究，因为对此他是有过切身体验的。阿多诺说过：“什么地方存在着纯粹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什么地方就没有意识形态”（引自《阿多诺》　＇美）马丁·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这里作者不是指社会大众没有无意识接受的、虚假的，但又是被默认的信念体系，而是说，在今日中国，马克思原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想象中的现实关系——反而显得比较稀少，政治功利的、主题直露的、席勒化的文艺作品却成了主旋律，这是什么原因，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懂“包装”，还是包装得很好，但是包装里的货色不够动人？
　　《硬作狂欢》揭示了三种文化在并置中彰显的矛盾和裂隙，在中外交流与对抗中呈现的文化形态，他看到了大众文化在腹背受敌的现实境域中的挣扎与生存，难免忽略了“大众”内部的阶层分化和重组，他强调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有力冲击和对政治神话的调侃与消解，很少质疑大众文化本身可能带来的另一个消费神话。当然这可能并非《硬作狂欢》的讨论内容，作者力图凸现的是政治信条和权力话语对商业秩序、大众趣味那看得见的控制，而没有去关心彻底商业化以后那商业话语会不会形成某种单面性。尽管我并不同意作者的许多判断，但是我看到那个落日余辉中地平线上的沉思者所透出的历史警惕、现实焦虑和底层关怀，这在当下的文化批评中似乎不可多得。
　　（《硬作狂欢》，郝建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1月版，26．00元）


完美主义者
■　　张远山
　　世界是不完美的，人类也是不完美的。每个人都希望世界能够完美，起码对他个人来说显得完美。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可能的途径：让世界接受委屈，或者让人类接受委屈。
　　然而没有人能够让不完美的世界接受委屈。如果不完美的世界愿意接受委屈，那么世界早就很完美了——起码能够让一个人觉得完美，至于其他人是否觉得接受委屈的世界变得完美了，他无暇顾及。
　　没有人能够让不完美的全体人类接受委屈。如果不完美的人类愿意接受委屈，那么人类早就很完美了——起码能够让一个人觉得完美，至于其他人是否觉得接受委屈的自己变得完美了，他无暇顾及。
　　这样的强人，古今中外都有。不完美的人类中，强人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弱者。
　　强人要求世界和别人接受委屈，但不会委屈自己。弱者无力让世界和别人接受委屈，只能委屈自己。
　　完美主义者与强人相似的是，他不会委屈自己，完美主义者与强人不同的是，他不会要求世界和别人接受委屈。完美主义者与弱者没有相似之处，他不会像弱者那样委屈自己，这是他与弱者的最大不同，但他不要求世界和别人接受委屈，却并非不能，而是不愿。
　　完美主义者如此不同于强人和弱者，所以强人和弱者都不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既不委屈不完美的世界，也不委屈不完美的人类，更不接受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类对自己的委屈。完美主义者是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类无法消化的，完美主义者让世界和人类消化不良。自有历史以来，极少数完美主义者与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类始终僵持和对峙着，成为由不完美人类主宰的不完美世界中的不谐和音。
　　强人与弱者总是能够达成妥协，达成妥协的结果就是和谐，因此强人与弱者的生活比完美主义者的生活显得更“完美”。
　　由于不肯接受委屈，完美主义者与强人的矛盾无法调和；由于不肯委屈别人，完美主义者与弱者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完美主义者永远无法与强人和弱者达成妥协，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不妥协的，他的生活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完美主义者的生活比一切非完美主义者的生活更不“完美”。
　　世界的不完美已经使完美主义者精神很痛苦，不肯委屈世界也不肯委屈别人更不肯委屈自己导致的处处碰壁，使完美主义者的生活也很痛苦。完美主义者在双重痛苦之下依然一意孤行，因为既不委屈世界，也不委屈别人，更不委屈自己，使他保持了高贵的尊严，这种高贵的尊严为他带来了快乐。
　　世界的不完美固然也使强人和弱者精神略有痛苦，但远没有完美主义者那么强烈。
　　委屈别人的过程固然使强人良心自责，但委屈别人的结果却令强人满意，良心自责后的利益膨胀为他带来了犯罪的快乐。他会忘掉良心自责和犯罪感，只记得快乐。
　　委屈自己的过程固然使弱者尊严受挫，但委屈自己的结果却令弱者满意，尊严受挫后的利益补偿为他带来了卑贱的快乐。他会忘掉尊严受挫和卑贱感，只记得快乐。
　　完美主义者的快乐不多，然而是高质量的。强人和弱者的快乐很多，然而是低质量的。完美主义者追求质量，强人和弱者追求数量。
　　完美主义者的少量快乐和大量痛苦都纯度很高，绝少烦恼杂质。
　　强人和弱者的大量快乐和少量痛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