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2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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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智慧其实是无穷尽的，官府的这种以建立常平仓的方式抑制粮食价格的方法很快就被那些打算囤积粮食或者已经囤积粮食的大户人家所破解，这些人在官府低价出售粮食给百姓后便用一个比这个要高的价格将粮食从那些购粮的百姓手中再收购上来，然后再在官府的常平仓内的存粮告罄后用更高的价格再卖给那些贪图小利的百姓。以牟取更大的利益。
估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使得官府的人不愿意再以低价出售粮食给百姓，在他们想来这种利益与其让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赚取，还不如让自己赚取，所以他们便跳过开仓平粜这个环节直接将粮食以极高的利息借贷给百姓，以至于让常平仓这个旨在利民的政策变成了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恶政。
相对于以前开平粜的官府，徐家一点也不担心有大户人家借着这次平粜的机会大肆囤积居奇，反正这些粮食都是从长沙士绅那里没花一分钱借贷而来的，等到最后顶多再将那些趁机囤积士绅家中的粮食再借来罢了，耗费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利息。
在长沙城内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金钱购买徐家已经将价格降的非常低的粮食，那些逃荒而至长沙的灾民不要说购买粮食的资金，就连他们睡觉时的被子和身上穿的冬衣大多都是徐家工厂内那些工人捐献的旧被服，就算如此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领到，阖家上下只有一套冬衣的情况其实是略见不鲜的。
为了保障这些人的安定，徐家在开始平价出售粮食的时候也开始在城门口设立粥棚，当然施粥的浓度自然达不到田文镜所说的插筷子不倒，拧毛巾不漏的程度，这种规定在这个时候确实有点扯淡，就算丰年的时候平常之家的生活水平也达不到这个要求，城门口的施粥顶多能够维持饥民不至于被饿死。
其实，赈灾最好的方法是以工代赈，如此不仅能够让灾民吃饱肚子，还能够充分利用灾民这些劳动力。
以工代赈的前提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出现饥荒的原因并不是粮食总量的不足，而是这些粮食足够百姓食用。只是囤积在少数人手中不能充分发挥其有效的作用而已，这也正符合长沙现在的状况。
以工代赈实施最好的当属二战之前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了，他当时的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就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他就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共有1700多万失业大军，1934年美国政府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此举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等到到二战前夕，美国政府投资的各种工程总计雇佣人数达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的一半，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通过以工代赈的举措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及当时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基本克服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可以说它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就是新政的根本作用。
同时，由于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作用，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不过现在长沙的情况却与二战前的美国大不相同，满清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让长沙的粮食危机愈发严重，而这种不作为直接导致了懒政现象的出现，于是在面对动荡的时候不想着怎么去平稳的解决，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武力对百姓一味的打压。
以工代赈在长沙并不是没有现实基础，就目前而言，不仅是长沙一地，整个湖南的交通水利都是不尽人意，也就是占着徐家大修商路的便利才建成了府与府之间、府与省城之间的道路。至于各县城以及县城到府城之间的道路依然坎坷难行，而整个湖南的水利设施却是一团乱麻，不然也不会出现这里发生旱灾，另一个地方却在发生水灾的状况。
不过徐家现在并没有取得湖南的行政权力。兴修道路和水利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所经过地区当地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除了拥有行政能力的政府机关，外界势力是很难通行的。
正当长沙的时局逐渐开始转向稳定的时候，在阿巴丹的徐卫也已经与在长沙遭受损失的列强达成了赔偿的协议，在列强受损洋行的狮子大开口下。他要向这些洋行支付近三百万英镑的赔偿金，这显然远远超过了在长沙各洋行实际的损失额度。
本着有钱任性的原则，徐卫并不觉得这份赔偿协议对他而言是一个多大的损失，相比于这种损失，他更关注的是发生在阿巴丹的一件改嫁事件。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次声势浩大的原第一师集体婚礼说起，当时有感于新澳港那女比例的大比例失调，徐卫便产生了让波斯人嫁给自己军队士兵的想法，随后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这个想法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
在当时的原第一师，基本上所有没有结过婚的士兵都在波斯寻找到了自己的配偶，而这些波斯女人在原第一师离开波斯的时候并没有随他们离开，而是集体居住在阿巴丹为她们提供的住所内。
原第一师的士兵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减员，这也标志着在阿巴丹的这些女人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寡妇，按照中国封建礼教的约束，这些寡妇是不允许改嫁的，并且在举行集体婚礼的时候徐卫还宣布了他指定的军婚法案，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些因为为他征战沙场而长时间与妻子分居的士兵而制定的，法案规定任何破坏军婚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按情节的严重大小最高刑罚为死刑。
然而，再严厉的法案也无法断绝人类对两性方面的需求，在原第一师征战沙场的时候在阿巴丹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破坏军婚的事情，为此阿巴丹的政府还处决了一名情节比较严重的波斯男子。
但是，这一次与之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其中涉事的男方为徐卫军队的士兵，涉事的女方则是丈夫已经战死沙场的寡妇。
这名涉事的男子虽然隶属于原第一师驻扎阿巴丹士兵，但他并不是原第一师内的第一批士兵，而是之后根据军队战斗减员补充进去的新兵，并没有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军婚，在婚姻方面属于单身。
在军队再次整编之前，对于原第一师的全体军官而言最好的军事任务莫过于两个月一轮换的阿巴丹守备营，这些士兵相对于军队内的其他士兵而言不仅有更多的假期，还能够隔三差五的与自己的妻子见上一面，叙一叙相思之情。
在军队建设以来，徐卫最关注的就是军队士兵们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算在朝鲜征战最酣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这个轮换制度，用及其高昂的运费将那些轮到驻扎阿巴丹的士兵运到驻地，然后再将驻地的士兵运回来。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一名原第一师的新兵看上了军属驻地的一名寡妇，而这名寡妇在久旷之下也看上了这名新兵，不过两人碍于军婚法案的约束只能在私底下相诉衷肠，却是不敢让外界得知的。
事情最终因为两人搞出人命而被外界获知，本来像这么严重的事情涉事男子一方在阿巴丹市政府那里判个死刑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次涉事的男子却是一名现役军人，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理军事纠纷的权利，而下面的军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于是便层层上报到了徐卫那里。
徐卫在看大这份案件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制定的那份军婚法案是多么的不严谨，也意识到自己的法案早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的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已经被误解了大半。（未完待续。）
第二百九十一章 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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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来自于男女平等蔚然成风的后世，徐卫也不得不承认女人在新澳港以及刚刚建立的新华港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极大的男女比例差距让他所拥有的这两个港口无法容忍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于是寡妇再嫁在这两个城市成了必然之事。
战争是造就寡妇的大杀器，但由战争造成的这些寡妇却是又有着与其他普通的寡妇不同之处。
呈报到徐卫桌面上的这份案件很快就得到了徐卫的批复，批复中声称涉事的男女双方均无罪释放，本着婚姻自主、自由的原则允许两人的被释放后的婚姻诉求。
同时，为了纠正大家对之前自己制定的关于军事婚姻法案的误解，徐卫在将涉事双方释放之后还重新解释了军婚的保护法，重点强调这种保护在男方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便自动终止，之后女方可以自主选择改嫁与否，而双方生育的子女则由政府出钱抚养。
徐卫的这份判决和解释在军队中可谓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亦或曲解下，等到明清时期的女性俨然成为了一种男人的附庸品，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已经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
其实，在秦汉时期女性伦理之中的贞节观念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乃寻常之事，当时中国的两性关系一直是非常开放。秦始皇的母亲即一个性乱的典型，后被秦始皇发现。杀死嫪毐，搜出太后私生的两个儿子。当场扑杀。
虽然在当时对女性的约束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同时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程朱理学还未被曲解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而在著名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等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
中国在汉、唐时。胡风甚重的关陇集团家的女子、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男女交往开放，有些女子追求爱情也比较大胆，但关东士族家的女子家庭却能够和睦相处、夫妻恩爱。所以唐朝权贵对关东士族家的女子趋之若鹜。
自古以来，直至现代，贞操总是对女子而言的。这是男子作为统治者对女子的要求，而女子作为被统治者来要求的。男子拈花惹草至多被认为是失德，这不叫失贞。甚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女子一旦**，不论是出自什么原因，那就不得了，即使是被施暴，自己毫无过错，也永远是不干净的女人，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自明清以来，对女子约束最大的一句话出自程朱理学的先行者程颐，讲究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而这句话虽系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之论，但在当时乃至整个宋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即使是程颐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