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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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物质，但是现在的制氨工艺是根据1898年德国化学家。弗兰克等设计的，制氨的原理是利用空气中的氮能被碳化钙固定而生成氰氨化钙，进一步与过热水蒸气反应即可获得氨，并且在1905年，德国氮肥公司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生产氰氨化钙的工厂，这种制氨方法称为氰化法。
氰化法制氨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氰化法固定每吨氮的总能耗为153gj，从而造成了制氨的成本过高，所以各国的化学家都希望能够设计一种比较便宜的制氨工艺。
利用氮气与氢气直接合成氨的工艺是徐卫在高中的化学课本上就学习的，但是由于过多的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徐卫只是知道合成氨的条件和催化剂，而催化剂也只知道是一种叫做铁触媒的东西，对于合成氨的设备设置以及铁触媒的化学成分一概不知，于是就将这个事情交给了实验室的化学部进行试验。
有了这个合成氨的工艺，徐卫的下面的很多计划可以得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碱工业和氮肥的生产。
于是徐卫赶紧发电报到实验室，要求实验室的人员赶快以徐卫实验室的名义将合成氨的专利申请出来，并且让冶金部与和徐卫合作的仪器生产厂尽快将工业合成氨的生产设备生产出来，并且尽快和自己需要的制碱设备和制肥皂设备以及制玻璃设备一起运到中国。
正所谓一事通则百事通，徐卫的所有计划中的玻璃制造和肥皂制造都需要大量的工业纯碱，而工业纯碱的制造则需要氨作为原料，当合成氨这个难关被克服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在回国的时候，徐卫虽然将前世很多的东西教授给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其中就有尼龙和合成树脂这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东西，但是有一样徐卫没有交给他们，那就是侯氏制碱法，这是旧时代中国唯一能够超越列强的东西，徐卫要自己在中国将他发明出来，也算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结吧。
徐卫的纺织厂满负荷生产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吨的布匹，经过配套的印染设备以及从欧洲进口的染料将坯布染成各种颜色的花布后分销到周边各省。
在长沙开埠之前，长沙人很少有知道洋布为何物的，他们用的布匹都是布商从农村收购上来的粗布，这些粗布都是农村的妇女们在农闲时候自己纺织印染的，甚至有的染料还是自己从植物中磨出来的，不仅不耐用，甚至有的布匹洗过几次后就成了没有颜色的坯布了，不过这些粗布却是大多数家庭柴米油盐的银行。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长沙开埠以来，大量的洋布充斥了长沙乃至周边的市场，那些进口的洋布是用机器大批量生产而成的，不仅质量优良，而且价格便宜，瞬间将整个长沙的粗布市场挤垮，以至于让很多家庭的粗布销售不出去，让很多的家庭因为财政的赤字无以为继。
不过由于交通不便，长沙城的洋布也仅仅影响长沙城周边的地区，对于那些偏远地方的城镇依然在使用男耕女织产物下的粗布，但是这一状况自从徐卫的纺织厂生产出可以和洋布媲美的布匹后都改变了。
徐卫的布匹是在本土大批量生产的，与洋布相比少了很多的运输成本，同时虽然徐卫给与工人们的工资很高，但是相对于欧美的工人来说依然非常的低，同时在原料的成本方面很有优势，于是从徐卫的纺织厂生产出的布匹的成本是长沙城内洋布价格的百分之二十，而徐卫将布匹的售价提高了一倍后依然只有洋布的百分之四十，彻底将洋布挤出了长沙城的布匹市场，也让徐氏纺织厂的布匹在长沙城一枝独秀。
凭借着长沙便捷的水上交通，徐卫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徐氏纺织厂的布匹就可以遍布西南诸省。
由于招收的工人增多，徐卫的兵源也变得充足起来，于是徐卫从二十万男工之中又选出了三万六千多名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新护卫队员，并且和原来的护卫队员一起选拔跟随徐卫出海的雇佣兵。
自从徐卫的出海计划公布之后，不管是前期的护卫队员还是后期又招募的护卫队员很快就分成了两种态度，那些家境还算不错的护卫队员本着安土重迁的思想很是抵制出洋冒险，而那些家境贫寒的护卫队员却对每月十两银子的薪水趋之若鹤，尤其是徐卫承诺在他们出现伤残后将会替他们照顾老人入土以及孩子成年后更是有一种以死相报意愿。
对于这些护卫队员对出洋的态度，徐卫本着自愿的原则让他们自己选择，毕竟不管是矿场还是工厂目前都需要有人保护，同时这些留守的人员以后可能就是徐卫夺取湖南的军事保障。
经过统计，徐卫将近五万的护卫队有三万多人要求和徐卫一起出洋，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徐卫两万人的预计，于是徐卫决定半个月后从这些愿意出洋的护卫队中选取二十个总队的人数，一时之间护卫队员训练的积极性大涨，连着那些不愿意出洋的护卫队员也不自觉地加进了训练的步伐。
徐卫在年初向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下达的十艘两万吨的商船在五月底的时候已经有五艘建造完成，于是就根据徐卫的要求将其中的三艘商船装修成运兵船，另外两艘装修成货船，并且在七月初的时候装修完成，现在其中的三艘运兵船已经在驶往中国的路上，而另外两艘商船则是停靠在贝尔法斯特港口，正在装载粮食和工业机械以及建筑用的水泥和钢材，这些都是要运往澳大利亚的皮尔巴拉地区的物资。
第四十七章 外资银行（）
从回国到现在，徐卫已经在长沙投资了将近一百万英镑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从英国以邮寄的形式从各大跨国洋行转到中国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徐氏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提供的，但是由于回收资金依然遥遥无期，仅靠这样的方式提供的资金已经不能满足徐卫的需要。
**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从1845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到辛亥革命前的整个晚清时期，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外国银行不下40家。
这些通商口岸的外国在华银行除了从事一些国际商务汇兑结算、存放款等基本金融业务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它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业务，那就是向清政府提供借款。
晚清时期，清政府曾举借大量外债，涉及军事、实业、赔款、行政等方面，据统计可以确认的有208笔，总额约为13亿余两，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就是由外国在华银行提供的。
其中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
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
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
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
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这是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
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
蒋式瑆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有了汇丰银行的例子，其他各国的银行也都学习汇丰银行的办法来招揽中国官吏的存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银行自身的储蓄金额，也使得银行在中国的发放贷款的自己不需要从各国银行总部调拨。
徐卫的徐氏银行或许是在名字和老板方面太本土化了，而且进入中国的时间又太晚，在上海根本就竞争不过那些老牌的外资银行。
为了银行的发展，也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徐卫在长沙城设立了第一家徐氏银行中国区的分行，分行的大班虽然依然沿用英国人，但是自大班一下的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上海招募的有金融管理经验的华人。
为了能够尽快的回收资金，徐卫选择了一项赚钱最快的事情，那就是印制纸币。
清朝统治者鉴于以前朝代印发纸币的弊端，二百多年间，只用银钱，不用纸钞，但到咸丰三年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给清王朝财政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为了筹措军需费用，清朝廷不得不破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这就是今日习称的钞票一词的由来。
清廷印刷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多为木版或铜版印刷，与宋、元、明时相仿，票面呈竖方形，尺幅较大，虽为二色或三色套印，但色彩单调，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民间多能仿制。
当时的官府既要防止民间伪造，又无技术措施，只好在票面上加盖官府印鉴，用以保证信誉和增强可靠性。
与此同时，政府还制定了维护钞票信誉的法律，通过对伪造者和揭发报官者进行惩罚和奖励的法律条款，来防止和制裁伪造者，以保证钞票的流通和信誉。
清代的纸币，除政府印发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外，清末官私银钱行号和私营银钱店也在印发钞票，其中私营银钱店又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其业务主要是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