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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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错了。”毛姆轻声自语：“可我已经这样写了几十年。”医生幽默地回答：“可怜的人，你错了几十年！”这是多好的一个例子，这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完美，但他却为人类文化创造出一篇又一篇的一流小说。
卢梭说：“种种优劣品质，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其实，优与劣是一种东西的两个变异。我在北京景山学校读高中时，总爱与一位名叫“徐宝力”的同学摔跤。但我怎么也摔不倒他！无论落地前的一刹那，我有怎样的绝对优势，但刹那之后倒地的，却总是我。后来我相信，优劣之间，正如胜负之间一样，存在着一个关键的互化点。说来奇怪，待人傲慢在江青身上表现出神经质的嚣张，在丘吉尔身上却是“大儿童式”的天真。当维纳斯失去了双臂，她却从严重的缺憾中找到了神秘的另一种美。当周恩来落在快骑之下，造成小臂残损，但独具一格的领袖风采恰恰由此产生。当戴高乐将军不幸成为弱智女儿的父亲，家庭的不完美，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父亲形象。因此，不完美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种无处不在、深浅不一的状态，有时候它反而能塑造别具一格的美。历史上不是有许多瘸腿诗人吗？当我们因为不完美而陷入深深的伤感不能自拔，我们会被恐惧所缠绕。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个关键的互化点，那么别说是不完美，就是纯粹的乱摊子也不可能压倒我们。三十年代，罗斯福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美国人的低落情绪，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唯一可以引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自信而精明地发现了转机的关键，在漫长的执政年代里，他引领人民，走出低谷，并全线击溃了法西斯。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一切不完美加起来也大不过那种糟糕。我们缺乏的只是勇气、乐观、适应能力，还有那个神秘的互化点。
在我们萌动着挽起意中人的手臂走上街头的念头时，我们曾经反复面对镜子，端详自己，寻找自己的不足——眼睛太小，鼻子不周正，夸张的嘴，稀疏的头发，矮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筋骨，还不一副坏脾气——这一切令人颇为泄气的发现，使我们无数次徘徊在对象窗下。然而，另一些人无所畏惧地敲开门，走了进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勇敢的人也不完美，但他们成功了。是呵，天下痴情最可爱，他们发现了另一面，或者天生具有那一面：韧性和自我感觉良好。对方为衷情所感动，情愿做了俘虏。人生一世，体表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无足轻重。过了一定年龄，你甚至会发现，人的精神风范能使体表发生奇妙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里根的照片，那完全是一张长歪了的脸。但你反感这张歪脸吗？不认为那正是一张美国总统的脸吗？不用细看，你便会知道，有一种气质彻底驱除了那脸上的不完美，使它朝另一面发生了转化，突出了他不屈不挠的硬汉精神。很多时候，我们大可不必苛求容貌的完美，尤其是男人，孟轲所说的“浩然之气”，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逃脱不了不完美的纠缠。有时，我们觉得活得很累，这正是因为我们企图躲避这种纠缠。我们想使一切变得周全，既要师长满意，又要自己自由，既不想触犯同事，又想洁身自好，既想得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和漂亮的丈夫，又想去天边云游，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寂静。我们气喘吁吁地走在人生路上，没有学会拒绝，不会正视指责，不敢背叛某些应该背叛的原则。我们活在别人的眼里，很少想到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强求完美，因而违背了不完美的客观性，变得无所适从。甚至，我们要求诸事皆以大团圆为结局，这个想法就像枷锁一样，使我们闷闷不乐。
但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无论怎样成功，都注定要在某一个高度上以失败告终，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一位体育健将，因为等着他的早晚是败下阵来而放弃运动的权利。就像人生以及每一件长久而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其价值都不在于结局是什么，而是整个过程的审美意义。一切只要我们欣赏，我们就会在走近目标的每一个阶梯上看到诗与美，就不会因为终生伴随我们的不适和必将到来的死亡而天天哭泣。只要我们享受过纵身跃过一米九零、两米一二、甚至两米三九时的那种胜利的感受，就足以面对朝自己不停地挥舞着旗帜的观众和自己盈满汗水的心田，而把对于不朽的想象彻底扔掉。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4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适可而止
上苍造就了人们功能相近的眼睛和方法基本类似的思维路数。尽管我们看世界所得到的结论有时截然相反，但我们进行观察的原始起点却是一样的。只要精神方面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不会把别人认为是一条直线的东西看成圆锥体，或者把布料看成是一条条纤维，也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透过墙，看到它所要挡住的东西。上天赋予我们的这种局限性，无疑阻碍了我们去发现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适可而止的观察力却拯救了我们神经。
我们生来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的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的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不会感到恐惧。但是，那位发明显微镜的人却受不了了，他亲眼看见了随处可见的细菌，于是他自杀了。所以，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在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是一大堆彩色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如果我们不会把握自己，那知识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隔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凶杀、肮脏的交易、男女隐私、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裁。当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一切巨大的考验便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作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再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必须学会从容地生活，调节自己的感受。过了十八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写出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