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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3章

创业立志书籍-第4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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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十大德”,人称“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人称“北常”,一南一北成为晋商
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
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
击”之职,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
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
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
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
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
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
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
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
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
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
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
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
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
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
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砺炼,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
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
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
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
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
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
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
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
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
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
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儒贾相通,商而优则仕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
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
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
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
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
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
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
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
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
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
“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
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
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
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
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
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
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
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
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
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
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
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
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
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
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
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
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晋商“商而优则仕”的借鉴
晋商“学而优则商”的思想有其可取之处,实现人生的价值除了从政之外,经商也是其
中的一个途径。而“商而优则仕”的思想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晋商捐输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仅仅是“虚职”,仅仅是为了荣耀门庭,并非教人去
真正的做官,否则就失去根本,不务正业了。毕竟经商与从政是不同的“行业”,商人真正去
做官未必就能做得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晋商发展到后期,有些就想当官了,纷纷花钱买官、捐官;有些虽
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仍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总想靠着政府、
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钻政策空子致富发财,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一倾向
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应是主体,而企业家则应是主角。当代企业家应该在
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成为企业
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和行家里手,把为社会创造财富、做强做大企业当作自己的天职,并履
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当然,如今的一些企业家“优则仕”与地方政府用人导向有关。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
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暂
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以山西无线电厂为例:当年该厂开发的“春笋”牌电视机,比四川长虹要早七八年,而
且做得相当不错,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成为电子工业部的“金牌产品”。可惜的
是,这任厂长因为能干被提拔到太原市当副市长,后来又提了一个厂长,干得也挺好,又被
提拔成省经贸厅副厅长。第三、第四任厂长就差点,结果长虹也起来了,康佳也起来了,而
山西电视机业却败落了。
山东和山西在这方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2年青岛市就有人提名让张瑞敏当青岛
市副市长,结果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开了常委会,最后一致决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张瑞敏不好,而是他们认为在山东大地上,在青岛大地上,找一个副市长比较容易,找
一个能够做成国际名牌,能够在美国搞一条“海尔街”的企业老总非常难。
企业家应该心无旁骛,在商言商,以商为本。当了企业家就不要再追求当大官,而要实
业报国。历史上晋商后代以及徽商衰败的例子,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像流星一般仅仅风
光了10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所谓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闹剧,还有这
几年每出现一个贪官,就会连累一批企业家倒台。所有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惊醒和深思。商
道二艰苦创业忍耐克己
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500年,与其“不畏艰辛,忍耐克己”的开拓创业精神有关,西
方学者称之为“山西精神”。正是依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品格,晋商在经商实践中战胜了许多无
法想像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大海之间,走出了一条条沟通四海财富的
商业之路。
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1)
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敬业执著
晋商先辈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绝无仅有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运粮,还是服
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海东去日本贩铜,
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
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忍受常人不堪忍受之苦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天寒地瘠,地物鲜少,生存艰难。在这种自然环
境中出身的山西人,养成了与自然抗争的品格。他们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以求生存。
生计困难迫使山西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正是这样,在山西一些州县形成了“重
迁徙,服劳商贾”的风俗。
往来于“茶马之路”的晋商,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
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一复一年奔波于
商途。尤其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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