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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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却是一个更适于他那绵薄之力、
也更适合于他那狭小的理解力的范围。他忙于思考更为高尚的事情，决不能成为他忽略
较小事情的理由；而且，他必须不使自己受到这样一种指责，据说这是阿维犹乌斯·卡
修斯用来反对马库斯·安东尼努斯的或许是不公正的指责：在他忙于哲学推理和思考整
个世界的繁荣昌盛时，他忽略了罗马帝国的繁荣昌盛。爱默想的哲学家的最高尚的思考，
几乎不能补偿对眼前最小责任的忽略。
道德情操论（6卷…2篇）
第三篇 论自我控制
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去行事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完
善的美德的人。但是，只靠极其正确地了解这些准则，并不能使人以这种方式行事：人
自己的激情非常容易把他引入歧途——这些激情有时促使他、有时引诱他去违反他在清
醒和冷静时赞成的一切准则。对这些准则的最充分的了解，如果得不到最完善的自我控
制的支持，总是不能使他尽到自己的职责。
古代的一些最优秀的道德学家，似乎曾经把这些激情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来研究；
第一，要求作出相当大的自我控制的努力来抑制的激情、甚至是片刻的激情；第二，容
易在转瞬间、甚或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抑制的激情；但是，由于这种激情频繁地而且几
乎是连续地进行诱惑，它们在人的一生中非常容易把人们引到偏差很大的歧路上去。
恐惧和愤怒，同与它们混合和有联系的其它一些激情一起，构成了第一种类型。对
舒适、享乐、赞扬和其它许多只是使个人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喜爱，构成了第二种类型。
过分的恐惧和强烈的愤怒，常常难以抑制，甚至难以抑制片刻。对舒适、享乐、赞扬和
其它许多只是使个人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喜爱，总是容易抑制片刻、甚或一个较短的时期；
但是，由于它们无休止的诱惑，它们常常把我们引入歧途，使我们陷入今后很有理由对
此感到羞耻的许多弱点之中。前一种激情的趋向常常可以说是促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
后一种激情的趋向常常可以说是引诱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对前一种激情的控制，被上
述古代的道德学家们说成是意志坚忍、刚毅和坚强。对后一种感情的控制，被他们说成
是节制、庄重、谨慎和适度。
对上述两种激情中的每一种激情的控制本身，具有一种美的东西，为了这种控制本
身，它似乎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称颂。这种美的东西同从这种控制的效用中所得
到的、同从这种控制能使我们在一切场合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的要求采取的行
动中得到的美无关。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高尚激起了某种程度
的尊敬和称颂。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均等性和坚忍性，激
起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和称颂。
处于危险、痛苦之中，接近死亡之时，保持着同平时一样的镇定，并且隐忍不说同
最公正的旁观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的话、也不作这样的表示的那个人，必然博得高度的
钦佩。如果他为了人类和出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受难，对
他的苦难最亲切的同情，对迫害他的人的不义最强烈的义愤，对他善良意图最深切的由
衷的感激，对他的优点的最深刻的认识，都同对他高尚行为的钦佩融合和混杂在一起，
并且常常激起这种情感，使其变成最热烈和狂热的崇敬。古代和近代史上人们抱着最特
殊的喜爱和好感来回忆的英雄们，许多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争取真理、自由和正义的
事业中，在断头台上死去，并且在那儿表现出同他们的身份相称的那种自在和尊严。如
果苏格拉底的敌人容许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死去，那么对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称赞，
便不可能获得那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光彩，这种光彩在后世的人士中一直可以看到。当我
们浏览弗图（Vertue）和霍布雷肯（Houbraken）雕刻的杰出人物头像时，我想，在英
国的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人：他并不感到，雕刻在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托马斯·莫尔
先生、雷利、罗素、西德尼等——头像下面的这把一直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给附有这
种标记的这些人物显示出某种真正的尊贵和情趣，这比他们从自己有时佩带的纹章这种
无用的装饰物中所得到的更为优越。
这种高尚行为也不只是给无辜和具有美德的人们的品质增添光辉。它甚至使人对要
犯的那些品质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亲切的敬意；当一个盗贼或拦路强盗被带到断头台上时，
他在那儿显得庄重和坚定，虽然我们完全赞成对他的惩罚，但是，我们常常不得不感到
惋惜：一个具有这种优异和卓越的才能的人，竟然会犯下这样卑劣的滔天大罪。
战争是一个获得和锻炼这种高尚品质的大学校。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死亡是最可
怕的事情；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的人，在任何其它的自然灾难临近时，都不会心慌意乱。
在战争中，人们逐渐熟悉了死亡，从而必然会消除在意志薄弱和没有经过战争的人身上
可以看到的那种迷信式的恐怖。他们只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丧失，只把它看成厌恶的对
象，正如生命恰巧是想望的对象那样。他们也从经验中知道，许多表面看来很大的危险，
并不像它们所显现的那么大；通过振奋精神、开动脑筋和沉着应付，常常很有可能从最
初看来没有希望的处境中光荣地解脱出来。对死亡的恐惧就这样大为减轻，而从死亡中
逃脱的信心或希望则增强了。他们学会了不很勉强地使自己面对危险。当他们处在危险
之中时，他们不那么急于摆脱，也不那么心慌意乱。正是这种对危险和死亡习惯性的轻
视，使得军人的职业高尚起来，并且在人们的意识中，这种职业同其它职业相比显得更
为高贵和体面。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役期间，熟练和成功地履行军人的职责，似乎已经成
为一切时代人们特别喜爱的英雄们的品质的最显著的特征。
巨大的军事上的勳业，虽然同一切正义原则相违背，并且丝毫没有人性，但是，有
时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甚至为指挥战争的毫不足取的人博得一定程度的尊敬。我们甚
至对海盗们的业绩感到兴趣，怀着某种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来读知一些微不足取的人的历
史。他们在追逐最罪恶的目的时，与任何一般的历史课本或许能提到的情况相比，忍受
了更大的艰辛，克服了更大的困难，遇到了更大的危险。
在许多场合，对愤怒的控制似乎没有对恐惧的控制那样高尚和崇高。在古代和现代
的雄辩中，正义的愤慨的恰当表示构成了许多最好和最令人叹服的段落。雅典的狄摩西
尼痛骂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告喀提林党徒的演说，从表达这种激情的高尚的合
宜行为中导出了它们的全部妙处。但是，这种正当的愤怒，只不过是抑制并合宜地缓和
到公正的旁观者能够给予同情的愤怒。超过这个界限的那种怒气冲冲的、喧闹的激情，
总是讨厌和令人不快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发怒的人，而是作为他的愤怒对象
的那个人。在许多场合，宽恕这种高尚的品质，甚或比最合宜的忿恨更为优越。在引起
愤怒的一方作了合宜的谢罪时，或者即使他们完全没有作这样表示，在公众的利益需要
与最可恨的敌人联合起来以便履行某项最重要的职责时，那个能够抛却一切敌意，对曾
经最强烈地反对过他的人们表示信任和热诚的人，似乎应当得到我们高度的钦佩。
然而，对愤怒的抑制，并不总是显出这种绚烂的色彩。恐惧是愤怒的对立面，也常
常是抑制愤怒的动机；在这种场合，动机的卑微消除了这种抑制的一切高尚性质。愤怒
促使人们攻击对方，而纵容愤怒有时似乎显示出某种胆量和高于恐惧的品质。纵容愤怒
有时是虚荣的对象，纵容恐惧却从来不是。爱好虚荣和意志薄弱的人，在他们的下级或
不敢反对他们的人中间，常常装出一副激昂慷慨的样子，并且自以为他们也显示出了所
谓气魄。恶棍常编造许多自己如何蛮横无理的谎言，并且想象自己因此会成为对他的听
众来说如果不是一个和蔼可亲和值得尊敬的人，起码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现代的风气
鼓励人们决斗，因而在一些场合可以说是鼓励私人复仇，这种风气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使
当今因恐惧而抑制愤怒变得更为可鄙。在对于恐惧的抑制之中，总有某些高尚的东西，
不管这种抑制以什么动机为依据。对于愤怒的抑制则并非如此。除非这种抑制完全以体
面、尊严、合宜的意识为基础，不然，决不会得到完全的赞同。
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的要求行事，在没有什么诱惑使我们不这样去做的情
况下，似乎并不具有高贵的品质。但是，在巨大的危险和困难之中冷静审慎地行动；虔
诚地奉行神圣的正义准则，不顾可以引诱我们违反这些准则的重大利益，也不顾可以激
怒我们去违反这些法则的重大伤害；从不听任自己的仁慈的性情由于个别人的狠毒和忘
恩负义而受到抑制和妨害——这种仁慈可能对这些人实施过，属于最高贵的智慧和美德
这样的品质。自制不仅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且，所有其它美德的主要光辉似乎
也源自自制。
对恐惧的抑制，对愤怒的抑制，总是伟大和高尚的自制力量。当它们为正义和仁慈
所驱使时，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为其它美德增添了光辉。然而，它们有时也会受到
截然不同的动机驱使；而且，在这种场合，虽然这种自我控制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和值得
尊敬的力量，但是，它们可能会是极端危险的力量。大无畏的勇猛可能被用于最不义的
事业。在受到重大的挑衅时，表面上的平静和好脾气有时可能隐匿着非常坚决和残忍的
复仇决心。为这种掩饰所必需的内心力量，虽然总是并且必然被卑劣的虚妄所玷污，但
是常常受到不持卑劣看法的许多人的高度钦佩。梅迪契家族中的凯瑟琳的掩饰功夫常常
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的称颂；迪格比勋爵及其后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掩饰功夫，
受到了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的称颂；沙夫茨伯里伯爵（第一）的掩饰功夫，受到
了很有见识的洛克先生的称颂。甚至西塞罗似乎也认为，这种欺骗确实不是非常高尚的
品质，但也不是不适用于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行为方式，他认为，尽管如此，从总体来看，
它还是可以赞同和尊重的。他以荷马著作中的尤利西斯、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巴达
的来山得、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等人的品质作为这种欺骗的例子。这种隐秘和心计很
深的欺骗经常出现在国内大乱之时，出现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内战之中。当法律在很大
程度上变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最清白无辜的人不能获得起码的安全保障时，为了保护
自己，大部分人面对恰巧在那个时候占上风的任何政党，不得不采取随机应变、见风使
舵和表面上顺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