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dna-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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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要选择戚继光的策略，还是李成梁的策略？
怎样选择才算聪明？
请问你的良心吧。
止谤莫若无辩
越高层的人，当然就越容易得到掌声——不论这些掌声是由衷的，还是另有目的。
然而，掌声之中，不免混合嘘声。所谓：“誉之所至，谤必随之。”
因此，职位到了一定层次之、或是工作取得了为人瞩目的成果之后，必须对“谤”有个对应之道。
中文里，谤之前常加一“毁”字。毁谤相连，十分贴切。不是先毁后谤，就是先谤后毁。
毁谤的着力点有许多：工作能力、男女关系、金钱操守、忠诚程度等等，不一而足。不变的只有一个原则：真正使得上力的毁谤，一定是当事人最引以为傲的强点，而不是弱点。因此，越是自持男女关系清白的人，别人越会在这方面罗织你的罪名；越是金钱操守高洁的人，别人就越会在这方面做文章。
道理很简单。一、你最强的地方，正是你最不备的地方。二、这样莫须有地攻击你，你才会激动、抓狂，乱了脚步。
毁谤的本质和作用正是如此。
毁谤的实际作用和功效，又可能多大呢？
看历史上的例子。
袁崇焕是明末唯一可以抗清的大臣。纵横关外的努尔哈赤唯一的败仗，就是在袁崇焕的手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国之栋梁，明朝却轻易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不但抹煞了袁崇焕卫戍疆土的功劳，反而把他定成通敌的叛国之徒，结果公开凌迟处死。袁崇焕被弃市的当天，北京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人人巴不得生啖这个叛贼的血肉。
毁谤的捏造空间和可能效果，都在这个例子里发挥到极致。像袁崇焕这样的人，怎么能想到别人会拿他的忠贞来做文章？又怎么可能得逞？然而，就是事实。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也因此，很多人乐此不疲。
看袁崇焕的例子，应该对毁谤的本质有所体会，因此必须淡然处之。
对我自己来说，最受用的是弘一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止谤莫若无辩。”
无辩。
有一位朋友不太同意。他说：“这句话很高明，不过我还是要看别人谤的是什么才能决定要不要辩。”
但，无辩就是无辩。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辩。
你在乎的，你不在乎的；别人夸大其辞的，别人凭空捏造的；影响有限的，影响严重的。甚至，性命交关的。无辩就是无辩。
只有无辩，才能体会到无辩的作用。
功遂身退
人攀登高山，总要有下山的一天。也好比人上了舞台，就总有下台的一天。这是自然的规则。
企业的兴衰如此，人事的变动也是如此。所以，高层主管的重要课题不在如何更上层楼，而在如何功遂身退。换句话说，上台上得漂亮固然可喜，下台下得漂亮才见功力。
但，“除却巫山不是云”，上了台的人，很难有这种认识。因此，下台总是被动的状况居多。这种时候，不妨有一些心理准备。
第一，不要回头。对准备上台的人来说，舞台在前方，盯着舞台是应该的。对下台的人来说，舞台在脑后，所以，不要回头眷恋，否则只会骨碌骨碌滚下去。
第二，自信。下台最惊险处，却在不惊险处。暮霭四起，四野无人。这种寂寞是最大的考验。但是，你如果真正热爱表演，那你应该相信自己永远都会找到一座新的舞台。所以，下台只是登台的准备，不下这个舞台，怎么登下一个舞台？
第三，自处。有时候，光有自信也不行。机遇不配合，你就是找不到另一个华丽的舞台。因此，要懂得自处。自处最重要的，就是与自己的工作相处。
要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把工作的本质和表象区分清楚。
我们究竟是热爱歌唱，还是热爱舞台？还是只爱在大舞台上歌唱？万一实在找不到舞台，是否可以就在街头，就在旷野中高歌呢？
自处之后，才能平静。
第四，平静之后，才懂得善用助力。助力有两种，有正面帮你的，有负面帮你的。两种都要善用。运用得好，别人从背后推你一把，还正好可以助你跳上另一个舞台。运用不当，别人好心拉你一把，却正好把你拉进一个水沟。力量没有绝对的好坏，要看怎么运用。
一定要在舞台上才能歌唱的人，一定要急着上台的人，很容易把助力用拧了。要唱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唱，不唱也可以欣赏别人表演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心平气和地观察到助力的运用。
不过，这些都是说来容易。究竟之道，还是趁我们在台上的时刻，甚至还没上台的时刻，就先想好这个台要怎么下。由于主动，我们下台的时候才能比较不回头眷恋，才能轻松地欣赏一下别人的表演。至于要不要再上一个新的舞台，也就成了操之在己的一个课题了。
急流勇退，是一个关键时刻的智慧。
功遂身退，则是一个全盘布局的智慧。
高层主管，看的是大局。应该有这种智慧。
下台的品位
有两件事情，一直让我过去深有所感，但又总是不很明白。
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一九九○年。
第一件，是日本相扑选手千代富士的故事。
千代富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相扑界的霸主，所向披靡，对日本相扑运动的发展有极大贡献，所以他退休时拿的特别退休金高达一亿日圆，（另外还有私人收到的断发仪式金三亿日圆）当时都是破纪录的。
千代富士身为横纲的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位年轻明星，叫作贵花田。也就是日后改名为贵乃花，也成为横纲的那一位。
一九九○年的春季大赛，千代富士与贵花田交手，输了。而千代富士在输了那一役之后，隔天就宣布他要退休了。
我虽然很佩服他那种急流勇退的精神与气魄，但有一点却不很明白。当时千代富士还在盛壮之年，虽然年轻后辈追上来，胜了他一场，但是他为什么不再拼一下呢？他是不是也太缺少拼搏的精神？他到底是为什么只凭这一役，就一叶知秋地知道自己要走下相扑场所的时间到了呢？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九○年底。
曾经如日中天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议题，引起党内的不满与重选党魁的挑战。撒切尔夫人没把挑战者放在眼里，仍在国外开会，也没有特别拜票、拉票，结果投票下来，虽然以二百零四比一百五十六票领先挑战者，但是差了两票没有把挑战者击溃，而需要再有第二轮的投票。
撒切尔夫人回国和党内其他人士开会，讨论过后，她宣布退出第二轮投票，实质上等于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当时我也很不明白，第一轮是她轻敌，并且只差两票，她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她为什么就一叶知秋地知道自己要走下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呢？
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高手的下台之姿，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他们那种判断能力到底从何而来，我一直不很明白。
到了最近，看了另外一些人物的行为之后，有了对照，我的疑惑才解开。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不过是一个品位。
任何一个组织的高层人物，如何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引起非议，本身就是品位。引起争议后，如何不要只知援引社会上一般人最低的标准（包括最低的法律与道德标准）来为自己辩护，也是品位。
越是高层人物，越要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言语及行为示范。
高层人物，不仅有自己智慧，还有自己的品位。
我曾经有过的周末（1）
我曾经有过一种周末——灰色的周末。
那时候，我在一种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生的状态中。
那是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之间。
当时我刚离开上一任工作不久，先是创业，新成立了一家公司，紧接着，因缘际会，又应邀同时负责另一家百年字号的出版公司的经营。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上两个班的日子。早上九点，我去重庆南路那家古色古香的公司上白天的班；晚上七八点，再赶到景美那个带着地下室的新公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不等。不论睡多晚，第二天早上九点再出现在公司。
听到我这样工作的人，客气一点儿的，会说一句：“就说嘛，是个工作狂嘛。”不客气一点儿的，则干脆说一句：“疯了！”
我呢，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工作狂，当然更不觉得是疯了。我只是浸淫在一种满足的感觉里。
因为我白天和晚上的工作，是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工作，又有不同的色泽与趣味。
经营那家老字号的出版公司，像是在驾驶火车，一定要有轨道，不能随便乱开。轨道就算要调整新的方向，也急不得。但是火车一旦起动，却是陆地上载货量最大、运输最快的交通工具。
经营那一家刚诞生的公司，则像是驾驶吉普车。爆发力足够，方向没有任何限制，车身上还有夺目的缤纷色彩。不过，吉普车就是乘载几个人的交通工具。
日夜可以操控两种不同交通工具的机会，我只觉难得，尽情享受都来不及，怎么会无聊呢？怎么会有疲累的原因或理由呢？
然而，你毕竟是会落单的。在某个星期六的午后。
你也毕竟是会疲累的，最少，在持续工作了一个星期之后。
于是，你总要面对一个周末——虽然在还没有双休的当时，那个周末不过是一个周六的傍晚加上一个周日。
你，只能回到一个叫作“家”的地方，面对你在一个星期里必须自己面对的这段时间。
那是一栋大楼的顶层。进了门，右手边有一片视野很开阔的玻璃窗。甚至，就连创业公司的那栋楼也看得到。屋子里，因为定期会有人来清理，所以很整洁。就算没有人来整理，也不必担心脏乱，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在屋子里活动。
屋子里没有人等你。那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空间。
每天半夜回去，开了门，体力和精神还好的时候，你会不想开灯，只是站在那片玻璃窗前看一会儿外面的夜空，还有点点的灯火。体力和精神不济的时候，你也没有力气开灯，只能倒在地板上，就着视线所及的范围，呆呆地看一会儿玻璃窗外的夜空。
然后，你会把自己挪进那个叫卧房的屋子。再然后，你会在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再把自己挪进那个叫浴室的屋子，开始一天的循环。
那个地方，真能叫作“家”吗？你会有一点儿怀疑。
起初，你抓不住周末该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节奏。
即使是平日一起工作到半夜两三点的伙伴，在星期六下午也不一定会出现在办公室里。你会突然发现，是的，周末到了，是否自己也该变换一下生活的规律，或是色调。尤其，如果那个周末还下雨的话；如果在雨水之外，空气中还可以感到四处弥漫的阴湿的话。
你不想回到自己住的那个地方，不想重复周一到周五的生活感觉。因此你会想去另外找些感觉，甚至只是找一个人，一个可以靠得更近一点儿的人。
但是爱情、激情，你都经历过。
你知道只是为了那个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