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李森与索罗斯-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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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份，兰达请求“第一波士顿”这家美国投资和银行业务公司为英迪戈作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先为这家企业进行一些私人宣传，若干年之后再将其向大众推广。当“第一波士顿”快要撰拟好一份将被发送给潜在的投资者的备忘录时，索罗斯听说了英迪戈公司的打算。在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请求英迪戈取消发行备忘录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他将承担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
“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惊奇，因为我们起初预计要弄到5000万美元，至今应有半打的投资人，”坐在雷赫沃特的四径办公室里的兰达在1994年8月如此口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双方敲定条件之后，索罗斯又告诉兰达他对于这桩买卖有种私人兴趣，并打算在一切事宜办妥之前见见他。这样，他就邀请兰达去纽约赴宴了。
索罗斯和兰达见了面。在场的有另外面个人：索罗斯的同事P。C查特约和“第一波士顿”的执行总裁罗伯特·康拉兹。这个晚上之所以有意义在于谈话的性质。外人也许会想，这回个生意人因一顿工作晚餐而聚到一起，他们所谈的将主要是他们的工作。但查特约和康拉兹两人实际上整个晚上都没说什么东西。事后兰达说道，他相信这两人听到索罗斯和他整晚上谈论的都是非商业性的话题之后，瞠目结舌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两年之后再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时，兰达回忆起了许多细节。似乎他昨天才同索罗斯吃过饭。这个晚宴开始于傍晚7点30分。持续了4个小时。在就坐后，索罗斯请求兰达谈谈他自己及其公司。这大约花了20至30分钟。接着兰达间索罗斯是否该轮到他来问些关于这位投资家本人的问题了。
“当然可以，”索罗斯答道，他猜想他也许会被提一些关于他的投资经历的问题。
“那好，”兰达张口说道，“我对我所了解的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颇感兴趣。”此时他并未留意索罗斯听到这些是否皱了皱眉，“我所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说得太唐突——“对于作为一个犹大人，你有什么想法？是否和一家以以色列为总部的公司做生意有着某种意义？”。
兰达原先就略知一些索罗斯对犹大事务的漠不关心，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个犹太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兰达来说，要在索罗斯的幸兔于难和他在犹太问题上的中宣之间找到一致多少有点困难。所以，他问了上述问题。
索罗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觉得意外，尽管没有不舒报的表情。他答道：
“无论怎么讲，这点对我来说不说明什么。我们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以色列公司，而是和你们合作看来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中，索罗斯谈论了他的犹太身份、他几时的经历，尤其是他在二战中躲避纳粹的事儿。“这是我生活中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他告诉兰达，“那种躲藏就像玩‘警察和小偷’游戏，令人刺激不已。”他们还谈及了犹大民族主义。不时地，这顿晚饭看起来象一场辩论，不过气氛一直是友好的，尽管他们总是围绕着那些用兰达的话来说是“私人性质的、敏感的问题。
在和索罗斯交谈的同时，兰达在猜想是什么使这位投资家拒绝持有来犹大憎感。听到索罗斯的战时经历时，兰达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发现，虽然索罗斯一直把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绘成一场过蠢的游戏，但实际上他不得不一边又一邀地口味那场难以想象的恐怖，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于是他的结论是，对于索罗斯，身为一个犹太人必定是一个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在这顿晚餐中间，索罗斯还透露道，只是在80年代初他曾在公开场合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他只想回避这个话题。“也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使我有足够的信心去承认我的犹太身份，”索罗斯表白道。
谈到民族主义时，兰达表示，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和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我希望使你走近它，”他告诉索罗斯。
可索罗斯从纳粹那儿尝到了如此多的苦头，以致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以较高评价。“它只会带来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有可能使民族主义只保留其建设性的一面而不具有其负面特点，也不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破坏，那么你是正确的。但是，这不可能。”
在他们谈话的同时，索罗斯正受着东欧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真可笑，”他说道。“他们竟把我和什么世界范围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老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扯在了一起。真是令人可怕地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索罗斯很少将自己认同为一个犹太人。
当钟点将至11点毕的时候，索罗斯和兰达已因过去的历史而感到一丝精神上的倦乏。
兰达朝索罗斯看去，带着一种坚定的神憎正言道：“我感到，最终使你和以色列达成感情上的一致是我的一项使命。要让你回归犹太世界。”
“这很有趣，”索罗斯模棱两可地答道。
晚餐结束后，在电梯上，查特约对兰达说，：我吃惊不浅，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乔治的这些我从来不了解。”兰达也感到惊奇。这个晚上对他和索罗斯来说和工作没有多少牵连。
几个月以后的1993年1月，兰达和索罗斯在后者的纽约办公室再次握手寒喧并签署协议。索罗斯此时必定想起了10月份的那顿晚餐，他也许觉得上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不太愿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因为这多少过分暴露了他的犹太身份。索罗斯力囹让兰达打消这种想法，于是，当和兰达握手时，他说，“你知道，我很高兴这个公司位于以色列。”兰达认为此话意味着这笔交易对索罗斯来说终究还有点私人性质上的意义。他借机邀请索罗斯去以色列，索罗斯答应了。
第三节 造访以色列
与本尼·兰达的邂逅折射出的是乔治·索罗斯身上的一种深刻变化。在90年代初，他的朋友和同事就开始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他的过去有了一种新的兴趣。索罗斯开始让一些熟人——其中有丹尼尔·道伦——给他找些书。《塔木德经》也位列其中。“他变得对犹太文明感兴趣了，”道伦说道，“霎那间他认识到他不是来源于真空之中。”索罗斯的变化还通过其他方式表现了出来。在布加勒斯特的索罗斯基金会的正式揭幕典礼上，索罗斯站在人群前面声明：“我是乔治·索罗斯。我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桑德拉·普拉隆当时在现场，她记得人们都惊诧不已。罗马尼亚人是不习惯于听见某人公开声称他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的。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个恬了50多岁还不愿认为自己是犹太人、还将犹太身份看作负担的人来说。如今，在叨年代初，这一切看来在变了。
什么使乔治·索罗斯的种族意识觉醒了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欧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及其犹太身份的攻击。另一个原因是，它日益不因他的犹太血统感到别扭了。他已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某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得起攻击，他不再需要担心身为犹太人会让他遭罪。
最后，索罗斯在东欧尤其是在叨年代初的波黑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昔难使他不由想起，在本世纪上半叶，他的犹太出身使他经历了多少痛昔。在他资助重建萨拉热窝的供水系统和天然气管道之后，一位记者曾间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犹太人会同情一个穆斯林国家？索罗斯答道：“假如你曾经历了某种大屠杀而现在又目睹了另一种，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共鸣。对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屠杀，我抱有一种特别的关注。”
不过，索罗斯对于犹太种族新生的温情的最显著标志还是他将于1994年1月对以色列进行的首次公开访问。多少年以来，他的犹太同事一直力求使他给予这个犹太国家更多的注意，但毫无效果。对于他对犹大事业的冷若冰霜，对于他似乎耻于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懂得，无论他们自己有何种说服力，索罗斯本人必须在经历了某些变化之后才能进行这次访问。
索罗斯曾一直声称，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不会涉足这个国家。有关于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很依的经济模式对投资者来说过于但硬和缺乏吸引力。当索罗斯的助手们把精力投到了使东欧和前苏联的封闭社会趋于开放上时，他没有什么理由要去民主的以色列找个立足点。他不认为以色列也需要“开放”。
但这些并未阻止其他人力图劝服索罗斯并诱使他去以色列。
在l993年秋天，以色列宣布，它业已和巴解组织秘密进行了旨在达成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协议的谈判。此时，以色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觉得时机已经来到，该写宿请索罗斯再次考虑以色列之行了。
“你是否记得，我们曾说起要你来以色列而你却拒绝了？”欧菲尔写道，“现在好了，在过去几年中以色列正在进行认真的经济改革。而且我们也将会得到和平。是重新考虑你和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了”。可是欧菲尔一直未得到国音，直至索罗斯宣布他将于1994年1月份访问以色列，他才得到间接的口答。
索罗斯决定去以色列也许不是由于他对这个犹太国家新萌发了兴趣，而是因为他想对世界表明；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对他的攻击并未使他怎么样。在被指责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工作之后。索罗斯大概想要告诉人们，这种攻击不可能让他退缩到一旁。
尽管以色列入迫切想见到索罗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造访他们的国家，但是一些人只予这条消息以谨慎的欢迎。这种谨慎更多地是与一位叫罗怕特·马克斯韦尔的国际金融家而不是索罗斯有关。几年之前，以色列入也曾为马克斯韦尔铺下红地毯，他和索罗斯相似，只是到了晚年才重新找口了自己的犹太根。不过，马克斯韦尔走后，以色列入就十分懊恼地发现，马克斯韦尔说轻点是一个名声不佳的人，说重一点就是一个元赖。所以，一些以色列入担心，有着几十亿美元、从事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金融活动的裳罗斯是另一个马克斯韦尔。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入从未听说过乔治·索罗斯这个人，但以色列政府的要人们可知道，他们决定给予索罗斯四星级的接待。对他们来说，索罗斯在踏上归途时能对以色列有个积极印象很重要，因为他在国际金融界说一句好话也许就能促长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其实，单是索罗斯出于商业目的而访问以色列的事实就能被以色列公共关系部门利用来证明该国经济正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于是，从总理伊扎克·拉宾到过去曾与索罗斯共事过的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以色列多数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官员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