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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追随智慧-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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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
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Room*:灵感屋;Abacus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
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
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
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
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像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作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21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写上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即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像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1998年7月9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从小聪明过人”,他对自己的智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从那时起直到1998年7月进入微软公司的8年中,每当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投入研究的天地,总是无往不利,而当他把心血用在管理的领域,情形就格外复杂。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可惜的是,他作为一个“好老板”的才能从未得到回报。事实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是一个“失败的历程”。
1990年进入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他职业历程的第一个起点。那时候,他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的成绩已为世界瞩目,所以不用像其他毕业学生那样为了找工作而发愁。他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苹果公司的一位总监就找上门来,先是给他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但李开复深受感动,内心惊叹那位制作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此人名叫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有人说他是“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时在1990年,恰是李开复毕业的日子。
阿兰.凯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那录像则在当场就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段录像反覆演示了30次。这个人和这个“幻想”使李开复相信,苹果公司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这时候,那位总监开口了,他说,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
这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请来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家里游说,还给他送来鲜花。这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公司,很有人情味。那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个,而是4037个。尽管“视窗2。0”已经诞生,但没有人注意,大家还是在用DOS。“办公室”也不存在。苹果看上去比微软好得多,李开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选择了苹果。
在苹果的最初6个月,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公司看上去一切都好。语音识别技术成为大热门,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的博士论文也成了专利,每套能卖10万美元,半年卖出好几套。钱是归学校的,李开复分文未得,但毕竟满足了年轻人的成就感。总裁每天到李开复的研究小组来看,眼见进展顺利,人人兴奋异常。
苹果机在市场上虽然只占10%的份额,但价钱昂贵,利润很高,足以和占有市场份额90%的个人计算机相抗衡。
苹果沾沾自喜,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多变,公司已是四面楚歌。
后来人谈论苹果公司的潮起潮落,都说那个时候公司的总裁实在目光短浅,缺少魄力。其实,当时苹果公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拥有正确的判断,当然也包括李开复。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群最富有智慧的人,但这些人几乎全都陷入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不像微软公司那群没有规矩不论方圆的小子,只把眼睛盯着市场,苹果对自己的技术兢兢业业,但求完美无缺,根本不管用户的心里想什么。他们把“苹果机”的外观做得豪华而又精美,软件又快又好。李开复当时觉得,“苹果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样子最漂亮的。他们不肯接受“兼容”的概念,倒不是“兼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看见那简陋的“个人电脑”,就嗤之以鼻,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技术放进“个人电脑”,就觉得是“把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如醉如痴,走火入魔:“苹果机”的软盘驱动器必须具有“轻点鼠标自动弹出”的功能,因为,一个最好的技术,就不应该让人们伸手去按什么按钮;语音识别不能允许把麦克风戴在头上,男人戴这个东西已经难看得要命,更不要说那些“白领丽人”,高髻云鬟新样妆,难道要让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吗?苹果的设计人员就是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完美无缺”,根本不管“自动弹出”技术的实现将使每台“苹果机”的成本增加10美元;将麦克风放在一英尺以外的要求,就使得语音系统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分辨和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苹果的“完美主义”并不为用户接受。用户宁愿使用并不完美但却便宜的东西。简陋的机器在扩张,完美的“苹果”在下降。苹果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降到3%。这样看来,苹果的最大毛病似乎就是它没有毛病。假如它能够像它那个著名商标一样,有一点缺陷,也许就不会落到后来的地步。
1991年4月,这些“完美主义者”对于眼前的危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彻底转换公司模式的钟声敲响了。
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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