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人格--弗洛依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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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向弗洛伊德表示：“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荣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所感动，而且，也被荣格的迷人的性格所吸引。 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愿望，希望荣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甚至亲热地称荣格为“儿子和继承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对这位年轻的瑞士精神分析学家格外看重，他推荐荣格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并兼任《年鉴》主编。荣格给弗洛伊德带来“好运”。瑞士的苏黎世，一群以荣格为首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与支持者，形成了精神分析学说的苏黎世学派。 就在与荣格会面后的翌年，弗洛伊德应邀访问美国，在“自由女神”的故乡宣讲爱洛斯本能。 从此，精神分析学说从封闭的维也纳走向了世界，孤立状态被打破，精神分析运动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精神分析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错，作为一项科学活动，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为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
不再孤立；而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弗洛伊德并未走出孤立，并未摆脱孤独。 就在精神分析学说如日中天的时候，弗洛伊德却接连经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与阿德勒的决裂。 阿德勒也是维也纳医生，而且也是犹太人。 他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是弗洛伊德创立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要合作者。 但他不满足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于一九一一年脱离弗洛伊德，另立门户，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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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学”成为精神学派内部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叛逆者。两人分道扬镳之时，弗洛伊德非常难过，他说：
这在我一生中是很悲惨的一刻。 这是我们小组聚会九年以来我第一次失去一个信徒，失去一位老同事。
失去阿德勒，弗洛伊德诚然很难受；但他还有荣格。 但弗洛伊德绝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皇太子荣格”
，竟成为“阿德勒第二”！
这是一九一三年，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身为大会主席的荣格，一马当先，在会上公开抨击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幼儿性欲、性病因学等理论，瑞士小组的成员也群起攻击弗洛伊德的学说……这对于弗洛伊德，无异当头一棒。 也就在这一年，荣格辞去了《年鉴》主编的职务；翌年，荣格干脆退出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当然也是学术上的。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将“潜意识”化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并将“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理论用来涵盖人类一切文化精神现象，完全超越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我们将在《走出“爱洛斯”
》一章中，详细评说荣格和阿德勒这两位叛逆者的理论功过。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无疑是比“失去阿德勒”的更为沉重的打击。 他真心地热爱过荣格，他在心灵深处也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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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荣格的。 他曾经研究过病人身上表现出的爱憎交织的感情。 他知道：恨，不过是爱的另一方面。 然而，他不允许自己恨卡尔。 荣格，也不允许自己贬低他。弗洛伊德心怀坦荡、不存芥蒂，也就毋须掩饰自己的情感。 或许，对于一个献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来说，他的孤独就是他的命运。这是无法抗拒的。
４“最后的饥饿”
A弗洛伊德活了八十四岁，前后跨越两个世纪。 用“坎坷”来形容他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能够遭遇的磨难苦痛，几乎都光顾过他：种族歧视、同行妒忌、弟子叛离、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疾病（而且是癌！）
、饥饿、背井离乡、客死异邦……
我们先讲一个很小的例子：职称。 我们中国人对“职称”太熟悉了！以大学教师为例，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四个阶梯。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职称任满五年，便会向上晋升；如果您才华出众，人际关系也不错，您很可能在两三年内被破格晋升，说不定还会跳跃式晋升。弗洛伊德却无此种幸运。 他二十五岁从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五年后（三十岁）才被维也纳大学任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从讲师到副教授，整整过了十七年；又过了十七年，弗洛伊德才成为教授，那一年，他已六十四岁——按中国现在的标准，早过了退休的年龄。当然，“职称问题”
在弗洛伊德一生所遭受的挫折与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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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太微不足道了。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介绍弗洛伊德的所有的生活苦痛，而只是选出两项有代表性的内容：饥饿与病魔。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有两个上了前线，一个在喀尔巴阡山脉挖隧道。弗洛伊德厌恶战争，他感到精疲力竭，因为他既要为儿子的生命安危担忧，还要为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发愁。因为战争，他的病人越来越少，他们一家只好节衣缩食。食品日益匮乏，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吃的。 许多主食都从商店里消失，很快连肉也脱销了。 他和玛莎还有几个女儿的体重，都开始减轻。 紧接着木柴和煤炭也供不应求，物价涨到战前的两三倍，最后干脆就买不到煤了。 弗洛伊德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绕着羊毛围巾，头上戴着帽子，用冻得发僵的手，哆哆嗦嗦地写着什么。战争结束后，弗洛伊德的三个儿子死里逃生，重返维也纳，却找不到工作。 战后的奥地利货币飞快贬值，以致于买一个面包得提上满满一箱子克罗令。 弗洛伊德家的钱财丧失殆尽，连西格蒙德买的公债和玛莎的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弗洛伊德的病人由于囊空如洗，也不登门求医。 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了收入，却不得不供养一家老小——母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她们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算起来，他得养活十六个人！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困境。 弗洛伊德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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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困难时期，但科学的力量足以使我们昂起头来。
帮助弗洛伊德走出困境的，除了一位科学家的信念与顽强，还有两个人：妻子玛莎和病人弗伦德。玛莎支撑着这个饥饿的大家庭。 每天清晨，她挎着菜篮子出门，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这里买一点发了蔫的青菜，那里买一块熬汤的骨头或一条熬汤的小鱼儿。 没有玛莎的精打细算，一个克罗令掰成两半花，弗洛伊德一家是很难度过“饥饿岁月”的。不幸中的万幸，弗洛伊德遇到一位特殊的病人，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酿造商，一位对精神分析颇感兴趣的哲学博士，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治好了他的精神性疾病。 弗伦德拿出一百万克朗（在当时合二十五万美元）
，资助弗洛伊德。但是，多少年后，“饥饿”再度光临，那是他患了下颚癌之后。 弗洛伊德的下颚一块块烂掉，难以进食。 他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
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这是最后的饥饿。
饥饿与病魔伴随着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 当死神向他走来时，他无所畏惧。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回忆一九○九年他五十三岁时，在美国与威廉。 詹姆斯（Ｗｉ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１０）的会面。 威廉。 詹姆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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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家，那一年，他六十八岁。 弗洛伊德写到：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十多年后，死神来敲弗洛伊德的门了。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只是注意到自己正在吃的面包上有一点血迹。他对着镜子用两只手指掰开嘴巴，找到了出血的地方，却并无疼痛感。他想起在医学院读书时学到一句谚语：“要当心无痛的出血。”
过了几个星期，弗洛伊德觉得口腔内长了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用舌头舔起来似乎正在越变越粗糙，而且正在向上颚发展。 他决定去看医生，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喉鼻科主任哈耶克教授。“没什么要紧，”
哈耶克教授说，“只是一个长在硬颚粘膜上的小玩艺儿，我替您把它割掉。”
哈耶克的“轻松话语”并没有消除弗洛伊德的不安。 弗洛伊德也是医生，他知道医生为了保持病人心情的宁静而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真相。 弗洛伊德坦率地说，他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母亲，她已经八十七岁了，儿子的死会使她感到难以忍受；另一件是他要体面地死去。 因此，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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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事情的真相。弗洛伊德在死神面前，表现出超常的镇静，他要像威廉。詹姆斯那样无所畏惧。 他将此事瞒着家人，他不想让全家人为他担心，他独自一人到医院去做手术，切片检查，是良性肿瘤。 这是一九二三年，弗洛伊德六十七岁。手术后，病并不见好转，晚上经常出血。 可是弗洛伊德似乎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也未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以致于下颚迅速萎缩，难以开口。 半年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来缓解疼痛。 这一年的十月，他被确诊为口腔癌，被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全部切除。 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不少的苦恼。从一九二三年发现癌症，到一九三九年病故，十六年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之外，弗洛伊德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这最后的十六年，弗洛伊德所忍受的，不仅仅是病痛的巨大折磨，更有失去亲人的悲哀，和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愤恨。先是小外孙海纳勒的夭折。 弗洛伊德非常疼爱聪明的海纳勒，他对琼斯说，海纳勒之死对他是一个最为严重的打击。
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 ……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了……
然后是母亲的死去。 弗洛伊德对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 每当他身处磨难时，母亲的形象总是给他灵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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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与力量。 他在灯下思索着爱洛斯的奥妙，探索着潜意识的神秘，夜深人静之时，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情感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在人类的精神王国中翱翔。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 许多精神分析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 面对反犹狂潮，弗洛伊德镇定自若，他写信给巴黎的朋友说：“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 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 但那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