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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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十七、西安事变前后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直接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瓦窖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包括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洛川等，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初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秘密协议，开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这时，南京政府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同中共接触，他们的代表来到陕北。毛泽东、张闻天等向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①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报告提出，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⑤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⑥
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被称为两广事变。毛泽东在六月八日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⑦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⑧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他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⑨根据这个原则，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⑩。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对张学良的复杂处境，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八月九日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⑿
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⒀同一天，又写信给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⒁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中共中央也和国民党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⒂这封信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