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新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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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说明圣人所欲、所学都是合乎大道的，常人所学则是偏离大道的。
本章论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人是属于大自然的，大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具有能动性，可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人的自身实践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59章 大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古代善于以大道来教化百姓的圣人，不是教育百姓怎样用“美言”、“美行”去获取个人名利，而是用大道来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他们的“傻子”精神。这是建设文明社会的指导方针。
老子的“愚民”思想实为明民之举，绝不是“愚民政策”。愚，是扬弃自我之智而明真我，明真我才能明白世界，明白一切。常人明自我而昧真我，实为内外皆愚。守自我而不明真我，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则行“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明真我，自然形成以“他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他人为中心，则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和“天之道”是对立的。“人之道”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天之道”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如果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相反，如果用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去衡量“明”和“愚”，那么，具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人是愚人，具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人是明人。也就是说，观念一致的同为明人，观念不一致的对方是愚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说要消除人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培养人们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人心浮躁、社会纷乱的根源，而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是人心思定、天下大顺的根本。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以智治国，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国家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管理，就是因为自我之智太多的缘故。用自我之智去观察世界，必然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就会主宰自我。为了实现个人目的，满足自我欲望，自我之智就得以无限扩展，唯名利是图甚至不择手段，铤而走险，以致社会混乱不安。
“以智治国”，就是利用自我之智实行“人治”。所谓人治，就是由统治者垄断国家权力，搞zhuanzhi统治，以一人之心或少数人之心奴役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的欲望，这难道不是国家的最大祸害吗？“不以智治国”，就是实行“无为之治”即民主法治。实行民主法治必然“以百姓之心为心”。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这自然是国家和人民的福气。“国之贼”说明独裁统治对于国家的危害性，是对人治的否定；“国之福”则是对法治的肯定。
知此两者亦稽式。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
然后乃至大顺。
两者：“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即人治和法治。稽：分析、辩证的意思。稽式，即辩证方式，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辩证法。“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说认识到了人治之于社会的危害和法治之于社会的有益，也就懂得了辩证法。能够自始至终用科学的辩证思想来指导国家建设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具备了玄德。玄德：来源于道的正确意识，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普遍真理。玄德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玄德与名利观念完全相反，只要用玄德取代了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名利观念，“人之道”就会转向“天之道”，天下大顺的局面也就形成了。大顺：社会规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理想社会。
本章论述了道德教育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完善的社会制度是进行全民道德教育的基础。老子否定人治，肯定法治，强调“愚民”，旨在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60章 平凡与伟大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成百谷王。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谷之王，是因为江海处下而不与百谷争高，因此成为百谷之王。
这是以江海比作圣人。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姓之王，是因为圣人具有谦下而不与百姓争权夺利的高尚品德。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必以身后之。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
处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所以，要想成为人民所爱戴、敬仰的人，就必须心里装着人民，敢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说真话；要想处身于人民的前面，成为领袖人物，就必须把自身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后面，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自然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圣人。因此，圣人处于社会的上层，成为统治者而人民不感到沉重，处于人民的前面而不被人伤害。所以，天下人民都乐于推选圣人作为领袖而不感到厌烦。
这里，“以言下之”、“以身后之”是“天下乐推而不厌”的前提条件。“以言下之”是言，“以身后之”是行，只有言行一致，人民才会“乐推而不厌”。
“天下乐推而不厌”，是老子彻底的民主思想，理想的统治者是由人民推举产生的，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圣人的权力不是凭借搞阴谋诡计得来的，也不是世袭继承来的，更不是独裁者“培养”和“选拔”的接班人，而是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信任的结果。如果不能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任何人都不可能和圣人争夺权力。在有道的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扎根于人民的。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争权的人，人民决不会把权力授予他们。不争名利而争得民心，即是“不争之争”。“不争之争”，是争名争利者永远不可战胜的。
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指圣人。肖：相似。和圣人相比较的对象就是独裁者。
天下人都说圣人伟大，但是，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和以往人们心目中显赫的帝王形象不一样。正因为伟大，才和已往的帝王们不一样。如果和他们一样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也就逐渐变得渺小了。
这里，老子对圣人和帝王作了一番比较：圣人于平凡中见伟大，帝王于显赫中见渺小；圣人是民心所向，帝王是民心所背；圣人的伟大是长久的，帝王的显赫是一时的。
本章是老子的民主思想。热情讴歌了实行民主法治的圣人，褒扬了圣人的伟大，并对不道的统治者进行了否定和抨击。
附：河上公、王弼本把“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以下三句置于下章前面，此从魏源本。魏源：“今案其文意，与下章不相属，而与此章相为首尾，故合并之。”这一观点是对的。
61章 三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圣人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宝。此三宝，皆体道而得，为人生之至宝，当终生持而不失。慈，即仁慈。爱人之心，恻隐之心，皆慈之德。俭，即节约。节约而不奢侈，收敛自我而不放纵欲望，顺乎道义而有所节制，乃俭之德。不敢为天下先，即以礼为德。守静谦下，进退有节，不锋芒毕露，不以自我为主宰，乃礼之德。老子三宝，实为儒家仁、义、礼三德，只是道家三宝是顺其自然合乎客观规律的。儒家三宝虽不乏客观成分，但是却有着太多的主观规定性。通观下文，老子是从用兵的角度来论述三宝的。
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慈，可以使士兵勇猛；俭，必然兵足将广；不敢为天下先，则因礼贤下士，懂得用兵之道而成为军队的首长。慈是强调仁爱之心，知爱则知恨，爱得真切则恨得深切，恨深则勇往直前。俭是强调用兵须小心谨慎，恪守道义，切莫乘一时之勇，以牺牲为代价，懂得爱兵才懂得用兵。不敢为天下先则强调在关键时刻应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倘若“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乃兵家之大忌，完全违背了作战规律，必败无疑。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以仁慈之心指导战争，不以牺牲为代价，始终保持优势兵力，这样一来，战则胜，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不是说上天可以伸出救援之手，而是说仁慈之德合乎天地之道，合道则胜，违道则败。坚守仁慈之德，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不武”、“不怒”，是慈德，不以感情用事。三国时许褚赤膊上阵遭箭穿，就是武、怒的结局。“不与”，是俭德，为胜敌的必要条件。“为之下”，是“不敢为天下先”，为谦下、守静之德。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是用兵策略，可以确保慈、俭之德不失。“不争之德”，是克制而不盲动，不争一时之勇。不争则守，守则敌动我静，动则必耗其力，我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又以强大的兵力作后盾，自然可以取胜。这是最符合天地创始的规律的。配：相复合。古：天地之始。
用兵有言：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
言：格言。为主：举兵伐人，处于攻势。为客：以静制动，处于守势。进寸：前进一寸。退尺：后退一尺。交战的关键时刻，前进“一寸”则全军覆没，后退“一尺”则海阔天空。
凡用兵交战，有进有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则“不武”、“不怒”，只为取得战果；退则审时度势，是为保存优势兵力，决不作无谓的牺牲。
“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