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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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隍圩驻防时，还有一件与迷信有关的趣事。我是民国九年年底到玉林，在城惶圩过年的。当地人民于农历新年，带了酒、肉、爆竹来我们营部劳军。营部是设在一所祠堂内，屋宇非常高大，四合围的天井之上，尚架着竹编的遮阳天棚。贺年的商民就在天井里姗放爆竹，一不小心，火花忽然把天棚烧着了，所幸人手众多，抢救迅速，故未成灾，只是把天棚正中烧了一个大圆洞。阳光下照，院落中反而显得明朗了。事后，我营的医官李庆廷，忽然来向我道贺。李庆廷便是我前章说过的教师。因为他精研中医，我在当了营长之后，聘诸不到西医，便把他请来做医官。这时他已六十以上的年纪，深信阴阳灾异之说。因为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叫我“先生”。他拱了手对我说：“德邻先生，恭贺！恭贺！自今以后，必逐年高升！”
“李先生，何以见得呢？”我问他。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又曾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称他“先生”而不叫名。李先生说，根据他几十年来的经验，这事是一件难逢的好兆头。天棚烧了一个大洞，上见天日，如果燃烧成灾，当然就不好了。起火而无灾，正是上通霄汉，光照万里，大吉大利。而且又发生在大年初一，所以他要向我郑重道贺。这种迷信，在中国旧社会里，原是不足惊异的，我当然也未加注意。
（二）
我在城隍圩住了五个月，已经中断的粤桂战争，旧火复燃，我们边防军再度奉命向广东进攻。原来在粤桂初期战后，陈炯明回粤，桂军回桂，本可相安无事。不意桂军败退回桂后，广西督军谭浩明取消自主，接受北京政府命令，而中山回粤之后，也把军政府招牌重新挂起，自任大元帅，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有统一两广之志。加以北京政府利用两广间的矛盾，进行离间挑拨，委前广东督军陈炳坤为梧州护军使，伺机窥粤，有卷土重来之意。这样一来，粤桂战事的延续已不可避免。到民国十年六月，战火终于爆发了。
这时广东方面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分兵三路入桂。广西方面，陆荣廷也分三路堵截。中路由陈炳坤指挥，在梧州对岸的大坡山布防，采取攻势防御姿态。主力军则置于两翼；左翼北路由沈鸿英指挥，由贺县、怀集东进，攻北江；右翼南路由谭督军浩明坐镇玉林，指挥攻高雷。
不久，左翼沈鸿英军入广东境，占领连山、阳山，颇有进展。右翼军亦迭获胜利，占领钦、廉、防城。我们第一路边防军于六月间自玉林出发，未几即攻克化县，而将高州合围。粤方高雷镇守使胡汉卿为湖南人，原系林虎都属，和我本是熟人。后因战局不利，胡氏率部向陈炯明投靠，被派为高雷镇守使，驻节高州。我们将高州合围时，胡氏未及逃遁，遂被困于城内。是日黄昏之际，我营首先爬城攻又高州。或许因为胡部军纪不佳，所以当我们攻入城内时，即有商民报告，说胡镇守使仍在城里，可能藏匿于外国天主教堂之内。我闻报后，即率卫兵向教堂搜索。在一个传教士的卧室角落里，我发现有一只大衣柜。我亲自将衣柜打开一看，果见胡氏躲在其中，满面胡须，低着头，状极毅觫。我对他说：“胡汉卿先生，请你出来吧。”胡氏举首看我，混身发抖，讨饶说：“请你叫他们不要打死我啊！我们以前还是同事啊。……”我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朋友还是朋友。请你出来，请你出来。……”
我随即把他送到司令部去，司令黄业兴和他也相熟，所以对他很优待。后来我军退却，就把他释放了。
我们攻占化县和高州之后，敌人因未遭受重大损失，旋即向我军反扑。其先遣部队约千余人，占领了高州通化县道上约三十里的石鼓圩，将我军后路补给线截断。上峰命蒋琦和我指挥步兵两营附炮四门、驭逐该敌，以维持后方交通。谁知该圩为防御土匪而筑有极坚固的石围墙，并有碉楼数座，无异一座要塞，短期内实难攻破。足见本军黄司令暨参谋人员疏于防范，致令此一重要据点落入敌人手中，而陷本军于不利的形势，殊可惋惜。这两营官兵以屡战皆捷的余威，数次冲锋，都为敌人火力所压制，无法冲入圩中。蒋琦乃和我计议，以为进攻之道，首在描毁敌人的碉楼和围墙，碉楼和围墙一毁，则敌人瞰射的火力大减，我军便容易迫近，突入圩内。这些碉楼和围墙既是十分坚固，摧毁它一定要用山炮轰击，但现在炮兵放列阵地距目标过远，很难命中。蒋帮统和我乃决定将炮兵阵地推进接近圩场。又因间接地段很多，不能直接瞄准目标。不得已，只好推进距离该圩约一千五百米的土冈上，将四门山炮放列轰击。这时蒋帮统和我都站在山炮的侧翼六、七公尺处，观察弹着点。因我们的目标过于暴露，又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忽然枪弹横飞，密如雨点，官兵即纷纷躲避于阵地棱线之后。我和蒋琦身为指挥官，为官兵的表率，彼此鼓着傻劲，不肯随部属躲避，以示懦怯。不知为何，我当时有一种直觉，老是感到蒋氏处境甚为危险，而未想到我自己正处在同一危险境界之中。这感觉的产生，是因我忽然想起蒋氏和他的夫人曾屡次说过，他俩游遍大江南北，所遇算命看相的术士，都说蒋氏“过不了四十岁”。他自己也深信此说，因此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过日子。不巧，今年他正是四十岁。而去年在玉林崔某替我看相时，却说我遇险时能逢凶化吉。故当流弹鸣叫横飞之时，我就向蒋氏建议，此处目标太大，应向炮兵阵地左侧移动二、三百公尺，以避开敌人火力。蒋氏同意，乃向左移动了约三百公尺。他站在我的左侧不到一公尺，我们两人正在用望远镜窥测炮兵发炮的弹着点，他忽然蹲下去，坐在土丘棱线之上，拿着望远镜继续观测。他蹲下还不到两分钟，我发现他身后突然尘土飞扬，蒋氏随即慢慢地仰卧下去。我立刻把他扶住，只见他两眼一眨，似“死鱼眼”一般。但他马上恢复正常，对我说，他受了伤。我和卫士将他扶离原地几公尺，在棱线后，以保安全。随即解衣检视，见他的小腹左下侧，为枪弹贯穿一小孔，流血并不多。蒋对我说。“我现在受伤了，要去城里包扎一下再回来，这两营兵即请你指挥吧。”担架兵便把他抬走了。翌日，我便听说，他因子弹击中小腹，贯穿数层肠子，腹部发炎，不治身死了。倘当时我们不移动位置，或他不蹲下来，可能不致中弹。是则人之生死，殊末可逆料。后来见到蒋的夫人，她也说她丈夫的阵亡，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候，我们仍仅包围该圩场，后更因炮弹用尽，补充不上，终未能达成任务；而粤军的援军又到，我乃奉命退守高州城。旋接密电，我们中路军陈炳坤部，已被粤军攻破，梧州失守。敌人分水陆两路猛进，一部在武林登陆，向玉林挺进，我军后路有被切断而陷于包围的危险。不得已，乃决定放弃高州，回师迎击粤军。时我被升为帮统，继蒋氏的遗缺。
这时粤军正在节节进逼，向高州合围。我军约七、八千人，即就高州城郊抵抗，同时赶紧架设浮桥，俾便撤退。时值初夏，河水高涨，好不容易才把浮桥草草架成，先将辎重和炮兵撤退。敌人料到我军已成瓮中之鳌，进攻愈急。不幸阵地忽然被敌人突破，全线动摇，顿成混乱状态。大队都向高州城退却，群集河岸，争过浮桥，人马杂杳，混乱不堪。江涛汹涌，水流湍急，架设浮桥的材料，又只是些木板绳索。大军蜂拥过桥，桥弱人多，全军半渡，浮桥突断，而岸上不知，仍向前力挤。桥滑水急，桥上人纷纷被挤落水中。一时呼号之声，惨不忍闻。
当桥断时，我正在桥上。也被挤落水。在水中忽又被同溺的二人抱住双腿，三人一同沉入江底。幸而我这时神志尚清，先把右腿挣脱，然后用右腿猛踢抱我左脚的人的头部，那人才松了手，我乃脱身浮出水面。抬头一看；只见江面上人头钻动，马匹行李，逐浪翻腾，人号马嘶，哀叫呼救。溺者四处乱抓，万一被抓住，势必同归于尽。所幸我身体强壮，泳术不弱，躲开人群，抢游到对岸。虽自庆更生，但见袍泽逃生无术的，都纷纷逐波而去，此情此景，真惨不忍言。此外，随我有年、转战湘粤的那匹爱马，也被冲失，使我惋惜不止。后闻该马为前入湘护法曾认识的张韬所掳获，但不知确实否耳。
浮桥既断，未及渡过的部队只好沿江岸西行，和敌人且战且走，终亦渡到河的对岸，向玉林汇合。后来听说河中溺死的并不多，可称不幸中之大幸。
过河之后，经信宜向广西北流县，到隆盛圩稍事休息。闻玉林已被围困，谭浩明不知去向。围攻玉林的系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所部，我们遂回师解玉林之围。敌人在玉林逐村固守，我们也逐村肃清，敌人不支，向北流、容县退去。我们孤军不明全盘情况，未敢远追。到防守玉林城的第一师陆裕光（荣廷长子）部向贵县撤退时，我军也退回玉林。在玉林住了两三天，我又被升为统领。这次由帮统升统领，为时不过十数日而已。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十二章：六万大山去来
（一）
在玉林勾留约六、七夭，因大势已去，我军又开始向横县退却。黄业兴仍派我为后卫。这时各方情况既不明，更是兵败之后，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扰焚掠。我因担任后卫，有时看见落伍士兵，在抢掠或强奸，我总是上前去斥责一番。有的士兵看见官长，悄悄逃走，然持枪反抗的也大有人在。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柬。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
我们从玉林撤退，途中总是每十五里或二十里一小休息，三、四十里一大休息。每逢休息时，我总到司令部所在地去问究竟。我们的参谋长梁史是我陆小时代的学长（等于今日的队附或排长），他和我有师生之谊，可尽所欲言。一天晚间在路上休息，我便问梁参谋长部队开往何处。梁说：“按计划，我们应开往南宁待命。不过现在防荣廷等已通电下野（七月十六日），桂局全非，恐怕开往南宁也非上策。”
我问：“哪究竟怎么办呢？”
梁说：“黄司令可能要把部队开往钦、廉、防城一带待机，将来免不了要受粤军收编的。黄司令是广东钦县人，所部官兵也是钦、廉人，所以他要开到那里去。”
我说：“我统率的这两营，多半是广西人，与其开往钦、廉去受收编或遣散，倒不如就在广西被收编或遣散，离家乡还近些。……万一我部下的官兵不愿随大军向饮、廉撤退，则如何呢？”
梁说：“如果你的部下不愿随大军远去，你又掌握不住，我、看你只有自已酌裁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回到我的部队里后，部下的官长都纷纷来探问究竟。有的就提议说，黄可令现在带兵去钦、廉，我们广西籍官兵，与其到钦、廉受编遣，还不如留在广西。我说我正在考虑此事，诸位意见如何？有人即主张将部队开入粤、桂边境的六万大山之中，暂避一下，再作决定。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