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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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四月间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汉，向武汉各领袖陈述我的意见。我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氏抵汉后，不久便有电来说，武汉中央大体同意我的建议，上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
武汉方面情势虽转缓，惟江西方面的朱培德反蒋仍力，有待疏通。先是当我军于三月尾离赣东征时，武汉中央遂将亲蒋的江西主席李烈钧撤换，而代之以朱培德。朱氏衔蒋甚深，积忿已久，一旦取得江西省主席地位，遂激烈反蒋，所有在赣的蒋系人物悉被摈除。朱氏并亲作长书致何应钦，历数蒋的褊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力劝何氏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在南京曾将此函示我。该函确系朱培德亲笔，长凡十余页。我问何应钦：“你把这信给总司令看了没有？”
何说：“我当然要给他看啦！”
这时朱培德陈兵于九江，湖口一带，武汉如真来一次“东征”，则朱培德部势必为先锋无疑。为彻底避免革命军自相残杀，我认为有一晤朱氏的必要。因此，当我军开始渡江北进时，我乃电约朱氏一晤。五月十一日，我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朱氏乘轮来迎，我遂过船与朱民倾谈。
朱氏和我一见面当然就痛诋蒋氏，并力述南京另行成立中央的非计。我则说，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辩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我更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的第三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七军。试问以第三、七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我一再申说，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
我的一席话，说得朱培德颇为所动，我便请他转告汉方中央各同志，切勿河汉斯言，自贻伊戚。说完，我便辞别回船，驶返芜湖。朱氏也去武汉报告，卒使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事实上，宁汉双方也各为利害形势所迫使然，并非全靠我这和事佬之力。
（二）
我于五月十四日返抵芜湖，乃乘轮穿巢湖往合肥前线督师。在我去湖口期间，我军第二、三两纵队己于五月十三日大破直鲁军于柘皋，斩获极丰。我于十五日抵合肥时，敌我正相持于合肥东北梁园一带。是日夜间，敌人新得蚌埠方面开来援军，由马济亲自指挥，夜袭我军。来势如疾风暴雨，猛不可当。我军驻梁园部队以为敌军新败，无力反攻，全军解甲而卧，初未防备。骤遭袭击，将士均于睡梦中惊醒。所幸我军征战有年，临阵沉着，未被冲乱。将士就地据守，十分稳定。敌军在主帅马济亲自指挥之下，拚全力冲杀，已冲入梁园镇上，与我军巷战彻夜未停。黎明之后，我方看透敌军虚实所在，乃展开两翼，向敌阵包抄过去。敌军猛扑一夜无功，至是士气已沮，我军一旦反击，敌人遂全线溃乱，一经跟踪追击，遂溃不成军。马济复调集白俄骑兵千余人，向我左侧翼反扑。此批俄兵在北战场中声威素着，因俄兵马高人大，当之者每为其气势所慑，而望风披靡。此次俄军指挥官仍施展故技，列队向我冲来。我军将士均不发枪，候其行近，则枪炮并施，全军迎头逆袭。俄军遂掉转马头，夺路而逃，与北军数万人张皇逃窜，互相践踏，伏尸遍野。主帅马济也落荒而走，在肥北高粱田中，为当地红枪会用梭标所伤，不治而死。
据说，马氏此次在梁园督战，是抱定孤注一掷的决心而来的。他在蚌埠曾向张宗昌建议说，这次犯皖的革命军的主力系广西部队。广西部队概长于运动战，惟求速战速决，利于进攻，疏于防守，一旦战罢，则解甲高卧，防备极疏。马说：“我知道他们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斧头砍过之后气就松了。这次我们决定于夜间进袭，攻其无备，包管可以一举而聚歼之。”
张宗昌很看重马济，因为马氏是多年宿将，又是广西人，我军上下多半曾任其部属。马氏既如此建议，张宗昌遂挑选直鲁军精锐，交马氏亲自指挥，南下增援。渠探得我军在梁园宿营，遂乘夜拚全力猛扑。谁知我军的沉着，大出其意料之外，马氏未能撼动我军丝毫，反而自食其果，一败涂地。
梁园大捷后，我军尾追不舍，五月二十日遂克明光、临淮关和凤阳。二十二日克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斯时我军第一、二两路也在何、白二人指挥之下，与我呼应，齐头向陇海线推进。
在全军北进时，我本人则在合肥小住，以整饬第三路直辖的新编各军。先是，我军驻扎芜湖时，因广西后方汇款未到，饷粮不继。我曾召集芜湖商界，筹借军饷十余万元。驻军筹饷，为我国近代的通例，驻地绅商也认为是一项正规的负担，不以为异。如数目不大，绅商都乐为之助，初无怨言。到我军渡江北上时，适后方军汇到达。我遂召集原来绅商辞行，并将前借的款如数奉还，未少毫厘。这种举动，在当时商民目光中简直是奇事。因自清末以来，驻军借饷，如数归还的，这还是头一次。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夭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六月二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六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玛玉样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六月一口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四章：徐州班师始末
（一）
六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篑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到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五月三十一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六月五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六月六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江兆铭、谭延辏А⑺锟啤⒌晟恰⒄欧⒖⒌搜荽铩⑿烨攘堑种Ｖ荩缭挤胗裱诹戮湃盏街＃嵋槿眨俏Ｖ莼嵋椤�
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谁知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以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六月十七日，蒋总司令偕冯玉祥代表李鸣钟莅徐。冯氏专车预定十九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
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惟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抵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