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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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着。惟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辏А⑺锟频惹壹峋鲅乙煌诰旁戮湃粘司┗Τ等ド虾!R皇惫诟窃萍醒胫醇辔酥廖魃交嵋榕芍盍煨淦爰虾!>旁率漳擞商贰⑺铩⑼舻瘸雒嫜朐诨Ω魍荆诟甑锹肺槌嘣⑺富盎幔换蝗炒笸沤岬囊饧5交嵴呒朴校和粽酌⑻费雨'、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辏А⒑好瘛⒉淘唷⒗盍揖⒔酌⒂谟胰蔚热宋N裎保至鞯H沃飨>挛被嵋哺淖椋姓⒗盍揖⒗钭谌省壮珈⒎胗裣椤⒀治健⒑斡η铡⒊糖薄⒅炫嗟碌雀呒督炀毖 �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娟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娟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衔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