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东:第一次敲响的是警钟+第二次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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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权力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将公器归公，则国家兴；为党私营私，则国家亡。天下为公，人间正道。结党营私，君子不齿。公权神器，不容轻侮，不容窃居，不容践踏，不容亵渎。公权归公，公权为公，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私权归私，私权为私，神圣正当，理所当然。公权归公，私权归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公权为公，私权为私，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公权为私，罪孽深重；私权充公，恶果无穷。公私不分，公私两伤，权界不明，害莫大焉。公私分明，公私两利，并行不悖，善莫大焉。或公或私，或此或彼，何去何从，听之任之。于公于私，于国于民，至当至要，念兹在兹。
由此可知，公共权力只是借以服务国家、管理社会、造福人民的手段，绝非追求自我实现的目的本身。决不能把权力的工具性价值与意义置于脑后，为权力而权力；更不能把权力的公共属性与功能挪用于党派或个人利益，以权谋私。否则，那就是对权力意义的歪曲，对权力职能的僭越，对权力作用的滥用，对权力价值的败坏，对权力本质的玷污。公共权力应当服务于公众利益，也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并且只能服务于公众利益。那种无不偏不党之意，有结党营私之心，把党派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权力观，分明已误入政治思想的歧途。这种政治道德观与权力伦理观，既不正确，也不正当，更不正大。说穿了，它不过是陷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泥潭中难以自拔，以至私心恶性膨胀与面目公开暴露的表现，因此既不光明，也不光彩，更不光荣。
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站在权力岗位上的任何政党与个人，其政治身份纯粹属于公仆，属于受雇于人民的雇员。在此政治共识下，只要主人不拒绝，一个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或理由，公然排斥或强横拒绝其他志愿者成为公仆，接受主人雇用的权利与机会。为国为民服务的权利与机会，尤其是为国为民效力的选择方式，对任何有意愿、有能力并符合条件的公民或党派，都应该是平等的，也必须是平等的。如果有理由相信，并且有确凿证据表明，某位公仆本身确实已经失去了政治能力与可能，无以为国为民继续提供必要的合格的政治服务，那他有何正当理由与权利，置主人的愿望与利益于不顾，赖在岗位上不走，并力图阻止他人经由合法途径担负起替代的职责？不义之财不可发，不义之念不可生，不义之权不可弄，不义之位不可居，不义之人不可为，不义之事不可行。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种出于维护党派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担心与顾虑大权因改革而旁落，因此竭力抗拒改革的企图，视公共权力为何物？于公共利益何益之有？与公众意愿相去何远！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其被统治了60年之后，如果仍不能为自己争得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地位，这究竟是谁之耻？一个国家的政党，在其行使了统治权60年之后，如果仍不能使其人民获得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地位，这又是谁之罪？
曾几何时，共产党人一直宣称，自己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特殊利益，其宗旨完全在于求得人民幸福、民族进步与社会文明，并由此而赋予了自己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种信念是真诚的，这种宗旨是诚实的，那他就不会惧怕放弃自己的利益，包括与掌握权力相关的利益，真正做到公而忘私，或者公正无私，能够激流勇退，决不贪恋权位，假如确实有这种必要的话。果真能做到这些，那无疑令人敬仰、信服和钦佩。不此之图，那就是背信弃义，就是欺世盗名，甚至在撒弥天大谎，至少是虚伪、欺诈和不诚实。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语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又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曰：上行下效。无论执政党或政治家，若其行动表现果真如此恶劣，其行为作风果真如此不堪，是否有无诚意服务公共利益，姑且置之勿论，即求其挽道德颓势，正社会风气，岂敢所望？岂非奢求？岂可得乎？枉己正人，徒留笑柄。这种道德作风，这种政治品质，这种行为表现，是对革命理想与革命事业的玷污，不仅与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的身份及其品格有天壤之别，决不相称，而且同真正的大公无私之心，绝无共同点，也无相通之处，并且决不相容。
所以，真正的共产党人，作为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决不恐惧失去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那些为了维护党派私利甚至个人私利，寻找种种借口，抗拒与拖延变革，或者一味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置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政客，不仅在政治上不明智，而且在行为上不道德，因而不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名不副实，而且有辱共产党人的称号。那些表现出如此思想意识与行为动机的政客，同见利忘义之徒，或者唯利是图之辈，究竟有何本质差异？不明大义同见利忘义，或者唯利是图，以及利欲熏心，甚至利令智昏，在道德性质与行为意义上，其差别究竟相去几何？如果真有什么差异，那就是其品质更恶劣，其危害更巨大，其后果更严重，其罪恶更昭著。真正的革命者必定羞与为伍，拒绝与之同流合污。
（五）“涉及重大个人利益问题的改革难以推动”。
此言不无根据，并非无稽之谈。其实，不论对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人，还是对一个未丧失理智的政治家来说，对利益轻重关系进行权衡并不难，对是非大义问题进行判断也不难。古云：穷则变，变则通。又云：世异则事异，事变则备变。这些道理属于常识，理解它并不难，认识它也不难。问题不在于进行判断，而在于作出决断。无可讳言，判别利害易，深明大义难。明辨是非易，作出决断难。可以理解，作出与党派或个人重大利益相关的抉择，决非轻而易举，确实相当艰难。但是，即使再艰难，也不会比昔日促进革命事业发展更艰难，不会比起初推动改革事业起步更艰难。
回顾历史，革命家与改革家过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无不需要经历千难万险，无不需要排除重重阻力，无不需要克服层层障碍，无不需要冒巨大的安危风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为了使造福人民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获得实现，他们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乐于迎风雨，战涛浪，敢于上刀山，下火海，其人生抛头颅，撒热血，其事迹惊天地，泣鬼神。至于毁家纾难，急公好义，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将祸福得失视若等闲，更不在话下。为了革命与改革事业，何尝前怕狼，后怕虎，有其心，无其胆。面对困难与危险，何曾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或者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或者摇摆不定，裹足不前。也正是凭借这种高尚情操、无畏品格与献身精神，他们得以创造辉煌的业绩，建立不朽的功勋，并赢得光辉的历史地位，获得崇高的政治荣誉。其高风亮节，气壮山河。其峥嵘岁月，记忆犹新。虽然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但此精神人格，对那些服务于重要公共权力岗位的人们来说，依然无时不需，不可或缺。没有对个人私心杂念的抛弃，没有对克己奉公思想的践行，没有对个人精神境界和人格的升华，就既不会有革命事业的成功，也不会有改革事业的推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是如此。
因此，面对当前的危急局势，作出明智的决断，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学识，不需要高超的谋略，不需要高难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杰出的才华，不需要非凡的机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胆识，是正气，是血性，是公心，是远见。需要的是责任心，是正义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担当的勇气，是顽强的毅力，是无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怀。做不到这些，做不到深明大义，并且见义勇为，谈何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英明何以显现？伟大何以体现？光荣何以展现？正确何以表现？
由此可知，时代的召唤是：要做领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统治者。执政党应当勇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政治家需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道德责任，敢于承担领导责任。时代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社会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国家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人民需要这样的政党与政治家。而对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政党与政客，无论其尸位素餐，苟且偷安，还是敷衍塞责，专制昏庸，或者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蜕化变质，倒行逆施，时代不需要，社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人民不需要。
由此可知，历史的使命是：使国家真正崛起，使民族真正复兴。真正的革命者应当铭记：只有自己首先实现革命精神的复兴，才有希望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没有革命精神的复兴，侈谈所谓民族复兴，岂非痴人说梦。欲求扭转局面，挽救局势，拯救国家，解救民族，必须以名副其实的革命信念、热情与追求，激发一往无前的精神，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应当效法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们与改革事业的推动者们，从其革命活动与改革行动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无愧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品格、政治胆识、政治魄力、政治勇气与政治责任，克服一切来自意识形态、思想教条与现实政治的阻力和困难，敢于履行职责，勇于承担风险。要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精神，我不去担当，谁去担当的豪迈气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只有超越小我，才能实现大我。如是我闻：非我莫属，舍我其谁，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非至忘我无我，何以成我全我。只求无愧我心，这不够；只能洁身自好，也不够；只是尽力而为，还不行。要不辜负职责，不辜负岗位，不辜负托付，不辜负使命，不辜负国家，不辜负人民；要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辈，无愧于后代。做不到这些，谈何复兴崛起，岂非误国害民。
应当承认，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定表里如一，不昧大义，不避艰险，羞于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只要是正直的政治家，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