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新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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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实力上，洪武时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承认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明朝在极端困难的起点下完成了恢复中华河山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但是明朝最后的灭亡，却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那就是卫所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度，其根源在于土地所有制，明朝初期百业凋敝，国家不可能有充足的金钱支持大规模的战争，卫所制度所实现的军队自给自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而明初军力的强大，与唐军的强大一样，根源正在于正确的军队建制上，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当卫所制度的基础—即土地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明军的腐化也就成了必然。这一点和唐朝有分外的相似，太宗时期的府兵制，使唐军成为了天下无敌的雄师，但是同样因为这个封建经济难以回避的矛盾，盛唐时期的唐政府不得不废除府兵制，而地方自主的募兵制度却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明朝人不会不懂得以历史为鉴的道理，但明朝人却走向了另一个反面的极端，即用抬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和遏制武将的权力来避免地方叛乱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明朝中期人口增长，人均土地占有量减少的情况下，明朝的卫所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文官集团的掌权也使得对外开拓生存空间成为了奢求。明朝实际上是在为宣德期间不断放弃漠南领土买单，朱元璋打下的领土，在文官集团守内虚外的方针下被不断的放弃。实际上对于中原农业民族来说，要想彻底根除游牧民族南下的隐患，有两快土地是坚决不能丢的，一为河套平原，二为漠南草原。控制了河套平原，就等于控制了骑兵的基地，控制了漠南草原，就等于控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命线，汉唐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他们牢牢控制了这两块地方，才有了游牧民族的臣服和汉民族骑兵的强悍。朱元璋的战略是对于蒙古高原的蚕食，即以长城以北的卫所为基地，不断对蒙古草原进行进逼，但是对于后世的守成君主来说，不奢求大规模的出塞作战，只要能够守住，能够坚决的继续进行屯田，以及不断的向河套和漠南大规模的迁移中原无地的流民，那么明朝的历史或许将会用另外的方式改写了。至少土木堡之败和英宗被俘的耻辱是绝不会发生的。
说到土木堡之败，就牵涉到了明朝军队的另一个问题………即军队的生存基础问题，这一点是我将在第二章里阐述的。（第一章完）＇ 转自铁血社区 bbs。2。/ ＇
二：明朝的战斗力和战略演变问题
明朝初期的战斗力自不必说，在第一部里，我已经详细的阐述过了，但是明朝末年战斗力的孱弱，特别是在明朝中期以后战斗力的孱弱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任何王朝都有一个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明朝也不例外，武功如汉唐之盛，到后来也难免腐化蜕变，在土木堡之战里，五十万明军被3万蒙古骑兵打得全军覆没，直到今天今人也无法理解这场战斗，要知道这场战争仅仅三十年前，永乐皇帝的几十万铁骑还曾将蒙古人打得无处藏身。
正统时期的明军战斗力显然不能说差，否则之后的于谦也根本没有保卫北京的本钱，但是北京保卫战的失败却无法掩盖明军的内部问题，即缺少统兵的帅才。不要认为于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就把于谦看做是如徐达一类的人物，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明朝防御思想的胜利和雄厚的资源储备，于谦的大多数功劳在于安定秩序和稳定人心，统兵打仗本身并非其所长，何况作为一个文臣，他的首要思想是守而非攻，明朝在北京保卫战里贯彻了他谨慎持重的思想，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明朝也因此丧失了主动出击的机会。北京保卫战是蒙古人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更引发了草原地区重新的战乱，明朝面临着重新打服蒙古的好机会，但是于谦却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也没有对蒙古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战争，有人当然会说当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想反问的是：什么才是最好的机会呢，难道重新面对一个统一强大的蒙古政权才是最好的机会？从后世看，明朝退守的后果恰恰是造成了蒙古草原地区的重新统一，俺答的骑兵在嘉靖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把明朝拖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中。
这恰恰表明了明朝在洪武以后，对于草原地区一系列弱智战略造成的恶果。朱元璋的战略在于蚕食，不断的用修筑卫所的方式推进控制区域，永乐的战略在于毕其功于一役，企图通过大规模的主力决战来换取草原百年的安宁。虽然同是进攻精神，但永乐显然在目光长远性上远不如其父。永乐裁撤掉了长城以北的众多卫所，虽然是处于削藩的目的，却放弃了大片的土地，把大宁等地送给蒙古人更是一大败笔，直接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尴尬局面。也为蒙古人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创造了条件，因为明朝放弃了对漠南的控制权，蒙古骑兵就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肆意行事，强大的明军被蒙古游骑牵着鼻子走，占有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的统治，几十万精锐大军一次又一次在蒙古草原上做着免费的旅游，却给了鞑靼瓦刺们休养生息的时间。永乐以后，宣德皇帝连主动出击的勇气也没有了，一心的文官治国，塞北的土地也就意味着永远收不回来了。
换句话说，正统皇帝被俘虏的悲惨命运，在永乐皇帝裁撤北方要塞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如果明朝长城以北的卫所在正统时期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可以通过移民实边的方式加以巩固，那么蒙古骑兵会轻易打到土木堡吗？当然以正统皇帝的弱智智商，就算他不在土木堡地区被俘虏，在张木堡或者李木堡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下场。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明军的将领问题。
捕鱼儿海大捷以后，朱元璋杀戮了大将蓝玉，从这个时候开始，明朝也就丧失了真正意义的统兵帅才，不是明朝无人，而是明朝的军事体制不允许这种人存在，在永乐时期，丘福算是出色的将领，但是独立领兵的结果却是全军覆没，永乐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统兵打仗的本领没得说，这样为将者只需做到积极贯彻命令，作战勇敢就已经足够。但是永乐以后呢？正统皇帝没有永乐的本事，却偏偏要学永乐的胆气，最后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明一代，名将不可为少，但是名将的生存环境大都艰难无比，袁崇焕自不必说，孙承宗的下场还算好点，但这两人都是文官出身，碰巧也都有带兵的才能，明朝缺少真正有战略眼光的职业将领，如戚继光之大才，也只能靠向中央领导进贡壮阳药而求自保，如此制度，明朝怎能不衰。＇ 转自铁血社区 bbs。2。/ ＇
关于文官带兵的一系列问题，许多文章都已经阐述过，在此就不做更多的罗嗦了，但是文官带兵只能算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文官带兵只限于大战来临之时，平日的练兵工作还是由武将去抓的。明朝对于新武器的吸收是积极的，西方火器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得到了改良，赵世侦改良火枪并以最快的速度装备了部队，这在满清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明朝在使用火器里表现出来的脆败却是匪夷所思的。几次与满清军的交手，明朝都是“火器齐发”，然后就立刻完蛋。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萨尔浒战役的情况，为什么据险死守，又拥有火器的优势，却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被满清军打挎，不要拿什么火器战术来说事，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
看过了许多网络上对于明军的介绍以及明清战争的综述，也看过了百家讲坛上教授们洋洋洒洒的讲解报告，更读过明清战争的无数战史，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却让人分外的不解：一方面，在谈及明朝的军事力量的时候，无数的史家总对明朝时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泛配备火器装备的高科技实力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在明清战争里，装备严重低劣的八旗军却屡屡在野战里以极小的伤亡代价重创明军，这形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要知道，在人类战争已经进入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的情况下，没有火器的军队要想在战争里取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面对美洲印第安蛮族，火器配备比例远不如明军的西班牙人可以用极少的人数来征服广袤的土地，面对鞑靼蛮族的铁骑，尚处于勃兴时期的俄罗斯军队也同样可以战而胜之，叶尔马克东征时期，俄军不过八百多人，火器配备比例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这样的军队面对西伯利亚汗国的数万蒙古精骑，却可以屡次将其重创，上述的战例若传到明军将领的耳朵里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在叶尔马克东征之前的20年，即明朝嘉靖时期，同样配备相同比例火器的明军面对鞑靼人，不要说去主动进攻占领其土地，即使是依托长城苦守都分外的勉强。难道哥萨克人是神兵下凡？要知道在俄罗斯人东扩的过程里，每个哥萨克人要对付至少10到20个蒙古骑兵，论战斗的条件和环境，哥萨克也比明朝恶劣的多，论武器装备，哥萨克没有明朝那样如车营一般的移动式火器堡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搞不懂明朝人是怎么打仗的。
也看了一些对于明朝军队在战争细节上的赘述，比如明军通常是把火器列于阵前，结果无法抵挡满清骑兵的迅猛冲锋。许多人把明朝的失败归结到火器战术的错误上，不过笔者认为问题不能简单的这么看。虽然明朝实行的是文官带兵的制度，主帅的不知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些久经战阵的中层军官们毕竟是懂得战争的，而且后来入主了中原的满清，在征讨准歌尔蒙古的一系列战争里，也同样采取了与明军相似的火器战术。在乌兰布通会战里，清朝就是采取了首先利用鸟枪队与火炮队轰炸，再采取骑兵步兵集团冲锋的战术，最终冲垮了葛尔丹的大军。要知道葛尔丹的军队已远非普通蒙古骑兵可比，他的军队是由沙俄训练并几乎用俄罗斯武器武装起来的，是一支兼有热兵器火力和蒙古骑兵传统凶悍特征的精锐之师，实力自然远强于明朝时期的传统对手鞑靼和瓦刺们。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征讨葛尔丹的军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陕西地区的汉人绿旗兵，配备有明军传统的战车营，而火器战车也成为了扭转战场局势的关键因素。可见明朝的火器战术不能说是一无是处，相反是完全可以取得战场胜利的。但是同样的装备，同样的战术，为什么在明军本身身上就不能奏效呢？
还有另一场被史家诋毁多年的战争…………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史家们总是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蔚山之败和碧麟馆之败，却忽略了如下几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是碧麟馆战役，按照清朝人的记录，这一战显然是明军战败了，冒敌轻进，遭遇日军埋伏，最终突围撤退。这一战也成为当时明朝内阁腐儒们攻击李如松的口实。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日本方面对这场战役双方伤亡的记录：明军战死一千八百人，伤一千多人，五千先头部队几乎被打残了不假，但是日军呢？日军死伤共记有五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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