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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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其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它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而且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加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说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1］。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枪（带枪刺）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继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摧毁能力。战术思想也得到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马尔巴勒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数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们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光荣。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蒂奈作为总监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会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现在，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第三部分 金融革命一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正是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越有更多的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费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
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联合省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联合省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联合省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首先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联合省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他们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列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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