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李敖:我最难忘的事和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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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池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四日
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作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喧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宇象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是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是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巳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四十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三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八一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面前，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
（香港式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六月号）
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乎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十二月一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淡》、《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