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房中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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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其宗教境界为“荒诞”，但这种“荒诞”正唯其是专业体育式的唯技术主义，所以也就和大众的关系相对的少。宋明以来，房中采战主要流行于道教内部和宫闱之中（史志不载这类书籍），普通百姓别说花不起功夫赔不起钱，光是老婆太少这一条，就得让他们望而却步。我们若以这样的局部去概
括中国古代的性传统恐怕不妥。
鉴于上述讨论，对中国性传统的评价，我有一个积极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与其拿房中书作标本，对中国的两性关系做社會学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如从中国明清小说入手。因为后者不但比较非技术化也比较世俗，而且有丰富的社會场景，更能反映全局。
中国小说讲儿女风情，种类很多，可以“性”、“爱”并举，也可以只讲其中一种。统言之曰“人情小说”，分言之则有许多细别（如“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简直应有尽有。明清之际，市井繁华，人欲横流。俗话说“饱食思淫欲”，那时的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都想得出来，有些简直入于科幻之境。加上中国印刷术又特别发达（比同时期国外印刷物的总量还大），当然最能反映中国性传统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东西和古代的房中书或道教传统当然有关，但又很不一样。例如早期房中书讲体位，有十节、九法、三十式，花里胡哨，好象菜谱（一位法国朋友这样讲），但入于小说只有三种，一曰“顺水推舟”，二曰“隔山取火”，三曰“倒浇蜡烛”，不但名称大变，而且数量被简化，反而是最基本的体位（西
方叫“前入”、“後入”和“女上”）。还有《金瓶梅》等书多有“二八佳人体似酥”一诗，相传是吕洞宾所作，就是出自道教，但书中所述还是以普通人的一般性生活为主。
对中国古代性生活应当怎么看，高氏之书只是搭了个架子，很多问题还值得讨论。特别在女权运动勃兴的现在，对高氏之书的“反思”更在所难免。例如近来美国教授费侠莉就已写出新的评论，并且遭到旅美学人李晓晖的反诘。费侠莉从女权角度抨击高氏之作，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但她的问题是对史料误解太多。比如她从房中书可以读出压迫妇女，从胎产书可以读出关心妇女，并以此虚构中国历史的前后反差和儒道对立，就是属于“求荒诞而得荒诞”。因为中国的胎产书原与狭义的房中书出于一系，中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种对立。
过去陈寅恪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曾指出研究历史并不是同古人找茬，寻找他们的可笑之处（这很容易），相反他主张要对古人抱“了解之同情”，我很赞同。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陋见，就是今人行事思考，大可不必纠缠于古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合口味，则束书不观可也。（柯文辉﹕《中国古代的性与社會》《读〈中国古代房内考〉有感》，《世纪》１９９３年２期５２－５５页康正果﹕《从养生到荒诞（房中书透视）》，《读书》１９９５年２期４６－５２页Chalotte Furth： 〃Rethinking Van Gulik： Sexuality andReproduction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 and the State； PP。 125…146； edited byChristina K。 Gilmartin etc。； Harvard； 1994； 李晓晖﹕《千古风流在中华－－高罗佩其人、其妻、其艺、其学》
注释﹕
此书有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译本。戴本是从法文节译本译出，删去其“生物本能”部分。
如《大乐赋》即属色情文学而不是房中书。同样，严格地讲，《爱经》也不是房中书。
例如李小江有“男性经历了五种社會形态，女性只经历了两种社會形态”的怪说，就是著眼于男权统治的普遍。平均妻权要比平均地权难得多。正是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看，西方在老婆问题上的公平思想才显得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当然，这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他们也是除“正经房子”还有“避雨窑子”，情妇、妓女还是少不了。马克梦说，他在美国讲中国性史，学生最受刺激的就是多妻。西方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多妻制比较了解，而对中国的知识还太少。古代帝王妻妾成群，疲于应付，是这种书冠以帝王之名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在古代是绯闻焦点（就像好莱坞影星），正好利用平民之艳羡以为广告之资。但更大的可能只是在于利用帝王的声望，就像西方讲剖腹产要依托凯撒（日语叫“帝王切剖术”；例如“赤子”，男阴“玄门”，女阴“握固”，闭精“走马”，射精。
房中虽以水火喻男女，以战斗喻交接，甚至有“临深御奔”一类对女性的不敬之辞，但其说盖主于“慎”，往往先言其害後言其利，并非真的认为“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可能吗；而是主张男女两利，水火既济。）
“采阴补阳”与女性的客体化
中国文化讲究阴阳互补与平衡；建立在这种朴素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房中术从来认为，性行为是自然秩序和人类繁衍的一部分，是健康的，它与罪恶和道德败坏不相干；还认为性交是男人女人的神圣职责、两性和谐才是神圣的目的。这种朴素的性观念对人类的性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显然没有像某些古老文化中把性看成罪恶，把女性看成原罪的病理和心理的变态的载体，可以说，这是中国种族和文化长期延绵生机勃勃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中国古代房中术是建立在男性中心文化和一夫多妻制度上的；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性科学理论和社会性别观念来分析和解构中国古代房中术，不难发现掩盖在“阴阳合和”，“男女互补”下性别关系的倾斜和性别结构的失衡。
首先，“阴阳合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采阴补阳〃。比较西方历史上以男性为中心的〃性交朝爱抚——阴茎插入抽动——射精产生性高潮”而不重视女性感受的性交摸式，中国右代房中术十分重视男女在性交过程中的和谐，无论是性交前的准备活动，还是性文的实际过程和种种技巧，都较为注重唤起女性的快感，也推祟通过性交增进男女两性的健康。乍一看，这十分接近现代的男女平等的性健康观念。但仔细追究起来就有较大问题了房中术一再强调，男人的精液是最宝贵的东西，不仅是他健康的源泉也是他生命的源泉。每次射精都会损伤原气，除非从女人那里得到等量的“阴气”才能补偿。女人的阴气被认为取之不竭，并在性高潮时达到最盛。由此可见，如此重视女性的快感与高潮，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阴气，“壮阳”是为了“采阴”，“采阴”是为了补阳，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不过是被利用的材料和手段。
房中术无限夸张了女性阴气的作用，王者（最高统治者）来阴以补“德”，（提高统治能力和政治声望），普通人采阴以保健，老者采阴以延年；道家则将采阴补阳推祟到极致，把女人当成炼丹的“宝鼎”．把“采补”当成点化成仙的手段。据说，喇嘛教中的密教术士也是通过与女性配偶的性交超度自身。说到采阴补阳的具体方式，房中术中五花八门，什么“素女采战之法〃．“一男御二女”的“鱼唼法〃．以女性唾液、乳液。阴液可组成所谓生血养精的“三峰大药”等等。在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模式中，女
性尽管得到了一些性满足，但实际上仍然处于被控制、被操纵、被利用的地位上。
除去“采阴补阳”之处，房中术认为性交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妇女受孕，绵延种族。这不仅是为合乎天地阴阳之道，也是履行对祖先应尽的神圣责任。一些房中术专门描写丈夫与妻子性交和与姬妾性交的不同，主要是为增强男子的性能力以保证他的妻子能怀上健康的孩子。与道家养生超凡的目的不同，儒家的房中思想尤其强调“得子”和优生。性交在这里成为生殖文化的一部分，妻子成为丈夫生育的机器，丈夫可以以“无子”休妻。在这种男性中心的生殖文化和生育选择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
其次，“阴阳合和”背后是一夫多妻的性特权和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房中术十分强调“一男御数女”、“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玉房秘诀》），“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二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房内补益》），鼓励男子与多个女子性交。其观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有着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和背景，允许丈夫有权享有许多女性伴侣。而且男子的性特权有着自上而下的等级：“王者，可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贵族、将军和王公则可有三十多个妻妾；中等阶层的男性家长可有三四个妻妾。相反，女性不可以对男子有任何的不忠。这种对男女两性的双重道德标准反映了男女两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房中术的”一男御多女“的观点正与那种社会现实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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