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温州样本-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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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凭着这两张纸条，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成了万元户。
当时，乐清的一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也煞是惹眼。〃文革〃内乱结束，温州许多国营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乐清登山鞋厂在此之列。鞋厂前身为皮革厂，生产猪皮鞋。因为工艺陈旧、质量次、价格高，产品始终打不开市场。直至新厂长上任，组织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寻找生产业务。厂长运气确实不错，从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拉来订单。但鞋厂没有足够资金。厂长想出办法，把郊区社队企业和农村专业户集中起来，生产工具由个人自备。登山鞋厂由死到生，厂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
登山鞋厂〃咸鱼翻身〃的同时，温州其他私营经济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煤炭紧张，就有人把煤炭输到温州来卖。在新疆兵团服役的温州人回家抱怨〃吃的、喝的少，特别没有水产品〃，就有人将乐清的带鱼运到新疆去……
新生事物的成长，伴随着保守主义者的疑虑、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非难和指责。质疑由此纷至沓来，激起轩然大波：〃以登山鞋厂为代表的温州企业与个人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有传言为证：〃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温州市委办公室办有一份刊物，叫《温州工作通讯》，上面登了省政法委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的一份材料，毫不避忌地写着〃温州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好多问题〃。而一封匿名检举信火上添油，将〃登山鞋厂〃事件推向高潮。信中反映：鞋厂职工工资高出当地平均工资３至６倍，破坏工资制度；厂长走私，鞋厂向上海外贸公司行贿。
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备受关注，也没有一种模式能像温州模式遭受太多责难。围绕着这个风眼，政策的风暴席卷过多次，不过这是最猛烈的一次。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温州。工作组来之前，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就是证明温州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火力点便是登山鞋厂。
在讨论〃登山鞋厂〃问题上，温州干部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温州干部〃搞资本主义〃，越说越怒，语言带着强烈的攻击性。温州干部则反唇相讥省委〃教条主义〃。
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温州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领导班子存在〃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内部不团结〃等问题。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温州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才最终获得平反。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登山鞋厂〃事件最令人回味之处在于，当地老百姓普遍认为：登山鞋的生产得到发展以后，每个人的家里都赚钱，每户人家一个晚上下来有几毛钱，一个月十来块。十来块对当时一个家庭来说是个不错的收入。不过，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在领导意志面前当然是人微言轻。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那么，〃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则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这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决非十全十美，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钱金波激动万分，他想都未想就一头扎进了表面平静实则波涛暗涌的商海。他哪里知道，其实1982年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年份。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地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在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属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上一年借了20万元钱，他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本人和家人带来巨大压力。
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有天赋的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一分一分地攒钱，把20万债款还掉。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夹克袖子，花800元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我给出成本价，你随便加点钱衣服就拿走。〃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给客户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了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到了第四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市上，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元。
人民大会堂内，正举行由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七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徐强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上下对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另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运动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出生于温州一个小海岛上的郑荣德，为家中长子，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一锅稀粥可以照见人影。小学毕业，郑荣德不得不像祖辈们一样下海打鱼。浩渺大海的波涛骇浪中危机四伏。大风大浪中经历的数次生与死的考验，坚定了郑荣德〃人定胜天〃的意志。从此，他的命运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却始终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
17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温州城区都没去过。海岛之外的精彩对于他而言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回来描述出大上海是怎样的繁华，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同学走后，在记忆中还没有流过泪的郑荣德，独自跑到海边，面对大海大哭一场。一种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的恐惧强烈刺激着他离开这个封闭的小岛，〃如果留在这个岛上的话，就只能像父亲，一辈子当渔民。〃不甘命运摆布，〃要出去〃便成为他急切的愿望。
零是虚无，也是一个拥有无穷可能性的起点。除了300元钱，一无所有的郑荣德第一次走出海岛，目的地柳市。在柳市，他买了150张产品照片和一本价格表，开始了没有目标的推销之路。
郑荣德一路走到金华，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去湖南郴州的车票。在郴州出站口，他买了一张当地地图。按照地图标示，他去一家家修理厂上门推销。35天后，当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四毛钱时，他签订了第一份合同，赚到了1000多块钱。随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