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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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效否。 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看来，胡适是真的很生气，他连“凌叔华”的名字也不愿意提了，而只以“这位小姐”代替。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粘贴了“这位小姐”的来信的原件。这封被胡适认为不肯认错的信这样写着：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 胡适的气在于凌叔华还是没有将剩余的日记全部交出，而是“仍有截去的四页”。但是，胡适日记从此再也没有有关记载。他又要回那四页了吗？凌叔华真的截去了四页吗？无从得知。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一笔糊涂账” 至于胡适为什么会那么积极地三番五次向凌叔华讨要徐志摩日记，胡适从来没有明说过。据凌叔华于1983年给陈从周的信中，这样自认为：“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 因为凌叔华是当事人，她的理解可能不免偏激。也许真正的原因，也不过是胡适与林徽因关系亲密，而热心过度罢了。 从情理上讲，林徽因固然讨要日记也合情，凌叔华留中不发也合情，因为死者曾说日记将来要给前者收藏，因为死者也说过材料要留给后者为他作传的。所以，凌叔华是不应当被人指责的。胡适为林徽因出面，向凌叔华步步紧逼，理由是资源应当共享，也合情。于是，在这场“八宝箱”的争夺战中，每个人似乎都有一肚子委屈，却唯独没有人觉得这箱子以及箱中物品从法律上讲应该属于陆小曼。胡适生别人的气；却也不是为了将东西索还了交给死者遗孀。胡适尚且如此缺乏法律意识，何况他人。 除却“八宝箱”里的两册陆小曼日记，胡适从凌叔华那里取回后的确交还给了陆小曼，但“八宝箱”里的其他徐志摩的遗物，难道与陆小曼无关吗？作为死者徐志摩生前唯一合法的妻子，陆小曼才是徐志摩遗物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八宝箱”理应归属陆小曼。 据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说过要将康桥日记交由她收藏。如果说这是徐志摩为《康桥日记》作的法律意义上的处分的话，林徽因就负有举证之责。但目前看来，这种说法也只是林徽因自己所说，并不具法律效力。 凌叔华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由她保管，的确有事实证明。因为“八宝箱”确实在凌叔华的手上。也就是说，徐志摩已经将财产转移。但是，“保管”不意味着物的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占有。当此条件丧失，占有也就成为不合法。 因而，徐志摩生前的这些行为都不意味着剥夺了陆小曼的继承权。 也许凌叔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在1982年与1983年几次给陈从周的信中，都强调她曾经嘱咐胡适要将“八宝箱”里的东西交给陆小曼，但都被胡适拒绝。在1982年的信中，她说：“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在1983年的信中，她又说：“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如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按照胡适规劝凌叔华交出日记时所列举的理由，“八宝箱”中徐志摩的遗物应当公开以便于大家研究，比如或编“徐志摩全集”，或作“徐志摩传”。但事实是，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后给胡适的信中，却说“……以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史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 一句话，她不想将徐志摩的日记公开。这也就难怪几年后，陆小曼想编《志摩全集》却难以为继。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提到《全集》难产的原因时说：“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他所说的“另外一位”可能指“凌叔华”。但是，凌叔华手里真的还有“一大堆”吗？难道除了胡适所认为的那“截去的四页”，还有别的吗？又无从知晓。 对林徽因对待这批志摩日记的处理态度，未见胡适有何看法。显然，林徽因当初在徐志摩尸骨未寒之时就迫切地向凌叔华追要康桥日记，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当年与徐志摩的一段情。不过，她对此表示否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实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远是‘我’，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然而，事实是，她“收藏”了徐志摩的这些日记，并且始终未让它们再见天日。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她的行为不免自私。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听说可能在林徽因死后，由她的家人销毁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对死者徐志摩的不负责任。 “八宝箱”风波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卞之琳称之为“一笔糊涂账”。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1）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热河失守劝张辞职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 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