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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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中，我们党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创建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国民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敌人力量的强大及其统治的残酷这两个特点所决定的。前一个特点决定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后一个特点决定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的。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这些敌人对人民的统治、对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他们“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就必然是长期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时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635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

这一特点，是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比较而言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在长时期内，都是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从1883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前后30多年，基本上是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时期。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再到革命向全国扩展、取得全国胜利，先后不过一年时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不然，武装斗争是贯串始终的。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首先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武装斗争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战争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的。

这个特点，也是与其他革命斗争形式相比较而言的。强调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并非忽视其他斗争形式的作用。“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其他一切形式，如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是一定不可缺少，一定不可忽视的。但是这些斗争形式，都必须是服从于和服务于武装斗争的，是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如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都是为北伐战争做准备的，在北伐战争期间的一切斗争，如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则是或直接或间接地配合北伐战争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推翻国民党新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主要的，红色区域内部和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着这场战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主要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一切斗争，也同样是或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由此可见，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2．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因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农民，是革命所要解放的主要对象，是革命所需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农民必然成为中国武装斗争的主体。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农民战争悠久历史的国家，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继承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

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与中国的这种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便产生出一种新式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革命战争，既吸收了历代农民战争的长处，又抛弃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弱点，是真正中国化、真正民族化的革命模式。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德国与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上。马克思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列宁也说：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革命的发展“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的联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这种“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中国无产阶级用一种新式的农民战争，成功地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未曾有过的壮丽事业。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党领导人民进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和8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以4年国内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二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取得了胜利，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当时在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的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页。）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既不同于俄国，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便产生了。

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农民是革命所需力量的主要来源，必然成为中国武装斗争的主体。既然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那么党的工作重点，革命的战争基地就必须放在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战争基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中国共产党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经历了由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可以说，没有以城市为中心暴动的失败，就没有以农村为中心，用农村包围城市去最后夺取政权的胜利。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来城市应该领导农村，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已经证明，谁想夺取政权，谁就得首先占领城市。1871年，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是在法国的大城市巴黎诞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首先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　，建立革命政权的。

但是，各国的国情并非完全一致，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只能借鉴并沿袭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的传统模式。

瞿秋白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等问题的认识比较早。但在1927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由于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的影响，对武装斗争是否应以农村为中心，存在过疑虑。他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曾说：“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以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在革命紧要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其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但会议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同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指出：“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的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