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 作者:[美]马斯洛-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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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破坏是似本能吗？”也根据这些新的发现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这些遗传学方面的进展，也许可以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传达我的观点，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还做得很不够。且前，有关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象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的第6章以及后面的所有各章提出了一种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数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精神分析学说和其它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设想为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皮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似本能倾向，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种类性。
　　　　这实际上等于得出了以下结论：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员，那么单是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必须在社会、文化、家雇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个体的差异，认为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列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如果放弃社会的不平等这个借口，就会产生令人战栗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付这种后果。我们越是不断地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就越是能发觉它会被“生物的不平等”取而代之，因为婴儿一生到世上就有着不同的遗传潜能。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向每一个婴儿的优势潜能提供充分机会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同时也要接受他们的劣势潜能。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心脏就有毛病，或者肾的功能就不健全，或者神经系统就有缺陷，那我们又该怪谁呢？如果只能怪造物，那么对这位受到了造物本身“虐待”的人的自尊，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同时也在其它一些论文中，我首创了“主观生物学”这一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弥台主观与客观以及现象与行为之间的鸿沟。我发现，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内省地和主观地研究自身的生物学，我希望这一发现对别人也会有所裨益，特别是对于生物学家。
　　　　论述破坏性的第九章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把它归到了范围更广的邪恶心理学类下，希望通过详细论述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它置于经验科学的管辖范围之内，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的了解会有稳步的增长，而这总是意味着有可能就此采取某些措施了。
　　　　我们已经知道，进攻性是受遗传和文化两个方面决定的。而且我还认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进攻性之间的区别是极端重要的。
　　　　正如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内在的人性，一般的邪恶也既不单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也不单是一种心理的产物，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似乎不值一提，但现在确实有许多人不光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还按它们行事。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份”中，我引进了和谐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这一概念，这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产生增强满足的那种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实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
　　　　我没有花费时间以这一概念为工具，来解决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在有关的领域中进行着严肃思考的人来说，它的现实意义和巨大威力都是显而品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将会发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愉快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恰巧重合。将其中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琢磨透彻，我看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家来说，倒会是一种获益不浅的活动。
　　　　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十二章中，我将这一概念明确地局限于年纪较大的人，从而排除了一个造成混乱的因素。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者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还未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不没有找到自已的神圣职责，一个可以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他们也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己抛弃凡事要尽善尽美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一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死亡；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有忍耐精神，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的邪恶甚少，还不足阻使他们学会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来向他们展现出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大流，对坚守道德不感到羞羞答答等等。
　　　　实际上，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成熟，具备完整人性的自我实现者，在他们身上，人类的各种潜能都得到了实现和体现，另一种则是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上都可以有的健康。将这两种概念区别开，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明智的心理学策略。我发现，这样就舍自勃地转化为“健康成长导向自我实现”这样一个颇有意义、便于研究的概念。我对到了上大学年龄的青年人做了很多调查，结果使我确信，的确有可能将“健康”和“不健康”区别开。我的印象是，健康的青年男女往往仍在继续成长。他们招人喜欢，甚至极为可爱，他们毫无恶意，心地里暗藏着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但很不好意思说出来），暗底里对值得一爱的长辈们充满着柔情。青年人对自己的信心不大，没有定型，因为和同代人相比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感到不太自在（他们私下的见解和趣味都规规矩矩，直来直去，受的是超越性动机的促动，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的更有道德）。对于年轻人所常常表现出来的残酷，卑鄙，暴民精神等等，他们私下里都感到不安。
　　　　当然，我并不能确认这种症候群必然会发展为自我实现——我为年长一点的人所描绘的那种自我实现。这一点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决定。我曾把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超越了民族意识的人。我实际上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我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富裕和社会尊严往往会使自我实现成为更大的可能。
　　　　我在起初的报告中所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只能同“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健全的世界中吗？我记忆当中的印象是（这种印象当然还有待于验证），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富有灵活性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使自己适应于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同好人打交道，同时又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坏人。
　　　　我对“牢骚”（291）和贬低业已获得的需要满足，甚或诋毁、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人的另一点朴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人类不幸的这一大根源。总之，他们有“知足”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庆幸。奇迹即使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并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决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
　　　　我对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极为成功——我得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大赌博，是在顽强地追求一种凭直觉得出的信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对科学方法和哲学批评的某些基本法则置之不理。不管怎样，这些法则总是我本人所相信，所接受过的，因此，我很明白，我简直是如履薄冰。因此，我的探索是在焦虑、冲突和自疑的背景中进行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明和证据（见书目），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有这种根本性的担心了。然而，我却非常清楚，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这种根本性的方法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还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运用远为客观，得到一致赞成，不掺杂个人因素的协作方法来选择自我实现的（健康，自主，具有完备人性的）人以进行研究。交叉文化的研究是明显需要的。追踪研究，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将会提供唯一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除了象我这样。用筛选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办法来进行选择之外，对总人口进行抽样也显然是必要的。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身上也有“不可救药”的罪过和缺点；在比我更为全面地研究过这些罪过和缺点之前，我也并不认为对涤荡不尽的人类邪恶能够有所了解。
　　　　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的科学哲学（292），伦理学和价值理论（314），宗教学（293），工作观念，管理学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