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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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崇祯元年（1628）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
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周皇后与田贵妃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
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
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怀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周皇后生性豁达大度，与居住于承乾宫（即东宫）的田贵妃、居住于翌坤宫（即西宫）的袁贵妃关系融洽。受到皇帝宠幸的田贵妃，恃宠而骄，周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用礼仪对她加以制裁。某一年大年初一，田贵妃按照宫中礼仪，前来向周皇后朝贺。田贵妃到了坤宁宫走廊下很久，周皇后才迟迟出来接见，礼毕后立即退回内室，一言不发。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袁贵妃前来朝贺，两人相见甚欢，交谈多时。
田贵妃由此而怨恨，向皇帝哭泣诉苦。朱由检心中颇为郁闷，在交泰殿与周皇后发生口角，一时难以遏制怒气，把周皇后推到在地。周皇后从来没有受到皇帝如此的谴责，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愤然绝食。朱由检知道自己错怪了她，后悔不迭，先是派遣太监送去貂皮夹衣，继而亲自前往坤宁宫探问起居。周皇后终于释怀，开始进食。
不久，田贵妃因为严重的过失，遭到皇帝斥责，被处罚到启祥宫闭门思过。某一天，周皇后陪同皇帝赏花，请求皇帝取消对于田贵妃的处罚，皇帝没有同意。周皇后自作主张，派车把田贵妃接来，化解了皇帝与田贵妃心中的芥蒂，和好如初。
田贵妃，原籍陕西，流寓扬州，父亲田弘遇担任下级军官职务，颇有游侠风度；母亲吴氏，倡优出身。田氏自幼聪慧过人，随母学习乐器，又跟从画师学习书画，因此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这样的内在素质，辅之以苗条的身材，深得皇帝喜爱。吴伟业《永和宫词》如此描绘田贵妃：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
丰容盛鬝固无双，蹴鞠弹棋复第一。
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
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朱由检虽然贵为天子，却有一点风流才子的潜质，在精通音律这点上，可以追慕唐玄宗，喜爱演奏乐器，也喜爱作曲，曾经谱写“访道五曲”：《崆峒引》、《敲爻歌》、《梧桐吟》、《参同契》、《烂柯游》。这些乐曲由田贵妃演奏出来，可谓珠联璧合，后人的诗句赞美他们犹如唐明皇与太真妃（杨贵妃）那样的绝配：一自薰风绝好音，青溪只解说幽深。
真妃递奏烟宵曲，写出明王访道心。因为这个缘故，两人引为知音、知己，经常在一起弹琴、吹箫、弹琵琶、下棋、写字、绘画，其乐融融，其情洽洽。《崇祯宫词》中此类事例几乎俯拾即是：
——田贵妃每当风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极赏之，尝曰：裂石穿云，当非虚语。
——田贵妃工写生，尝作《群芳图》进上，上留之御几，时展玩焉。
——田贵妃每与上弈棋，辄负一二子，未尽其技也。
——田贵妃幼习钟王书法，继得禁本临摹，遂臻能品。凡书画卷轴，上每谕（田贵）妃鉴题之。
尽管伉俪情深，朱由检对于周皇后、田贵妃依然严格要求。
周皇后极有政治头脑，崇祯初年，出谋划策，协助皇帝除去魏忠贤。孙承泽《思陵典礼记》谈到此事，这样写道：“协谋去魏逆，称贤功。”此后，周皇后从不干预朝政。只是到了王朝危急关头，朝廷议论“南迁”，意见分歧时，偶尔表示过赞成“南迁”的意向。朱由检立即追问：谁和你讲的？周皇后自知失言，缄默无语，表示认错。
周奎家的清客陈仁锡，学问极好，曾经为幼年时的周氏教过《资治通鉴》。以后陈仁锡进士及第，周皇后与皇帝一起批阅“进士题名录”，指着陈仁锡的名字说：这是我家探花。朱由检听了“我家探花”四个字，心中不快，回敬道：既然是你家翰林，莫想当阁老！周皇后只得顾左右而言它，才把此事化解过去。
周奎家与某翰林学士联姻，按照苏州风俗举行仪式，用红色锦缎制成花篮送给周皇后。朱由检见到后，追问何人所送，周皇后如实相告，朱由检勃然大怒，训斥道：皇亲不宜与翰林通婚！第二年，他就用“京察”（京官考察）的名义，贬谪了这名翰林学士。
以上这些事例，反映了朱由检防止外戚干预朝政的良苦用心。受到皇帝的潜移默化，周皇后更加小心，经常抑制自己娘家亲戚的特权，更加严肃宫中的礼教。
田贵妃也是如此。他的父亲田弘遇倚仗皇亲国戚的身份，横行无忌，遭到法律诉讼，御史主张依法处理。田贵妃向皇帝求情，皇帝怒气冲冲地说：“祖宗之法不可私！”随即把她罚到别宫思过。田弘遇屡教不改，依然如故，皇帝责备田贵妃：祖宗家法，你难道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必将连累到你。田贵妃大惊失色，连忙告诫娘家人：你们在外面犯事，皇帝已经知道了。如果皇上再次追问，我只有自杀了。田弘遇这才感受到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田贵妃也有自己的锋芒。崇祯十三年（1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