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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8章

小说: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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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同奴仆一样尊崇魏忠贤。顾秉谦在天启四年至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凡是陷害忠良的“谕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担任《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制造舆论。天启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昆山老家。崇祯元年(1628)正月,工科给事中祖重晔揭发他,勾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手捻白须甘愿自认儿孙,丧尽廉耻。
  刘志选、梁梦环、刘诏、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之流,则是另一种类型。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还嗜好官场钻营,被魏忠贤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围的顺天府。此后,他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打击国丈张国纪和皇后张氏,图谋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为皇后,刘志选积极配合,诬陷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忠贤喜欢的官员之类。
  御史高弘图接二连三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以杀害忠良来献媚;真正颠覆社稷、动摇宫闱、妄图反叛的党羽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罪状超过“五虎”、“五彪”,应该严惩。
  在这种政治风浪之下,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藏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例如杨维垣、霍维华之流。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弥缝”——为自己填补漏洞,洗刷、粉饰,妄图蒙混过关。
  御史任赞化在奏疏中指出,天下最怕的不是真小人,而是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太仆寺少卿杨维垣!杨维垣原本与崔呈秀是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除了“丢车保帅”的障眼法之外,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此,任赞化刻画得十分深刻:杨维垣看到“阉党”即将失败,迅速“翻身于局外”,妄想借攻击崔呈秀,使自己“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以后,指使有关衙门对杨维垣这个机灵善变的脚色进行审查。几天以后,御史邹毓祚揭发,杨维垣是魏忠贤的党羽,投靠最早,占气最先,眼看苗头不对,立即见风使舵,赶快转身,贪天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涂脂抹粉。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朱由检下达谕旨,革去杨维垣的官职。
  兵部尚书霍维华也被揭发,他是阿谀奉承魏忠贤而一步步爬上来的,所谓“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三年里面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爬上了尚书的高位。此人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得势时,借刀杀人不遗余力;魏忠贤失势时,马上摇身一变攻击魏忠贤,博取“反魏”名声。给事中阎可陛、汪始亨以及御史戴相,分别揭发霍维华其实可以列入魏忠贤的“五虎”名单,比其他几个号称“五虎”的人物更为厉害,人称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两人狼狈为奸。因此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意思是:蓟州人崔呈秀走在前面,东光人霍维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朱由检下旨,免去霍维华兵部尚书之职。
  愈来愈多的达官贵人在清查中显露原形。原任户部尚书黄运泰、原任兵部尚书阎鸣泰,向魏忠贤“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如鬼如蜮”,因而官运亨通。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边藏有“袖珍手册”,上面罗列朝野正直人士的姓名、事迹,称为“门户”(意为朋党),随时提供给魏忠贤打击异己时参考。这些人都遭到“削籍”的处分。
  已经死去的原任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也没有逃脱。此人因为与魏忠贤同乡同姓而格外受到器重,他自己干脆与魏忠贤认为“同宗”,以亲信自居。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指出,起先专横的魏忠贤还有点忌惮内阁,自从魏广微卖身投靠以后,就可以利用内阁攻击外廷。于是乎,阉党气焰嚣张,毒遍海内。朱由检原本考虑到此人已死,不想追究;待到罪状明朗化以后,以为非惩处不可。他在谕旨中指出:魏广微借重魏忠贤的威势,钳制朝政,把国家大权交给逆党,是毒遍海内的罪魁祸首。为此,决定取消他的功名,追夺他的恩荫,警戒那些附奸不忠的大臣。
  与魏广微沆瀣一气的顾秉谦,此时仍在昆山老家逍遥自在,几次弹劾都未能扳倒他。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终于引发出六月五日火烧顾府的民众暴动,知县衙门慑于众怒,束手坐视,不加干预。揭发顾秉谦罪状的传单到处流传,群情更加激愤。七月十三日,百姓聚众捣毁顾府部分房屋,七月二十四日人群冲入顾府,洗劫资财,纵火焚烧。年已八十的顾秉谦仓皇逃命,窜入一条渔船躲藏,才幸免一死。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前贤有云:“史论即政论。”对于历史的评论,往往被用于政治斗争。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要慨乎言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三朝要典》的出现,也是如此。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得势之后,为了迫害忠良、擅权乱政,而炮制的舆论工具。这部书篡改历史,打着重新评判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幌子,编造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因为在这“三案”中遭到正直人士非议的官员,大多投奔到魏忠贤门下,他们想洗刷身上的污点,必须颠倒是非,篡改历史,迫害那些与“阉党”殊死搏斗的正直人士。它的出笼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出马的是御史杨维垣,他推翻“梃击案”的结论,导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王之寀被革职为民。
  接着给事中霍维华全盘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攻击了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正直官员。霍维华的这篇奏疏洋洋洒洒几千字,等于为日后的《三朝要典》奠定了雏形。无怪乎魏忠贤要对他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
  天启六年(1626),经过几个月的炮制,二十四卷《三朝要典》出笼。这部书的总裁是内阁大学士顾秉谦、李绍轼、黄立极、冯铨,副总裁是礼部侍郎施凤来、杨景辰,以及詹事府詹事姜逢元等。顾秉谦还代替皇帝草拟了“御制序”,企图用这种皇帝“钦定”的方式来统一舆论。
  怎样看待这部先帝“钦定”的、并且有“御制序”的著作,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部书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格格不入,必须予以否定;然而要否定一部有先帝“御制序”的书,谈何容易!如果绕开它,或者搁置不议,那么清查“阉党逆案”势必难以深入,而不了了之。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新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他在崇祯元年(1628)三月的奏疏中指出,皇上登极以后,阴霾烟雾完全消失,不过政治是非还未澄清,这就是对《三朝要典》的看法。被《三朝要典》指责为“奸邪”而遭到排斥驱逐的,都是皇上给予抚恤、给予谥号,赞许为“理学节义”的大臣。如果至今仍要把《三朝要典》看作信史,那就没有是非可言了。锦衣卫的许显纯之流受魏忠贤指使,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人,所谓“供词”,都记载在《三朝要典》,难道不应该删除吗?崔呈秀早已抄家戮尸,他的一篇文章还赫然列于该书篇末,难道还要保存,继续和皇上的谕旨对抗吗?
  也许别如纶对于《三朝要典》的批判没有抓到要害,特别是它过于强调该书的论断多与皇上圣意相矛盾,显然把朱由检和朱由校置于对立地位,这是朱由检不愿意面对的难题,所以他在批示中一再反问:“有何矛盾?”因此它没有接受别如纶的请求。
  一个月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倪元璐再次提及此事,并且把别如纶删改《三朝要典》的建议,升格为销毁《三朝要典》。这一回,朱由检毫无反感地欣然同意,因为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有何矛盾”的棘手问题。
  确实,倪元璐的政治眼光胜过别如纶一筹,他在题为《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中,寥寥数语就点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之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写历史,实质上是借歪曲历史来镇压反对派。中国历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魏忠贤居然可以借“史”杀人,宵小之徒可以借“史”升官,历史经过他们这么摆弄以后,变得面目全非了。经过这样的分析,倪元璐得出结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案”,已经成为天下之公议,《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的“私书”,删改是徒劳之举,必须彻底销毁,然后开国史馆纂修《天启实录》,留下一段信史。
  朱由检非常欣赏倪元璐的主张,要礼部会同国史馆详细议论此事。多数大臣倾向于销毁《三朝要典》。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翰林院侍讲学士孙之獬仿佛面临灭顶之灾,跑到内阁力争,此书不可毁,说罢号啕大哭。御史吴焕立即予以驳斥,抓住孙之獬强调“不可毁”的主要理由:先帝的“御制序”岂可投之于火。他说:这是以“御制”二字压皇上不敢有所动作。内阁大学士来宗道与“阉党”有染,竭力为孙之獬辩护,代皇帝起草谕旨,轻描淡写:“孙之獬已经回籍,词林闲局,不必过求。”兵部尚书霍维华当年是编撰《三朝要典》的吹鼓手,生怕连累自己,也极力主张此书稍加删改即可,不必销毁。
  由此可见,如果不销毁《三朝要典》,势必为“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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