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读论语-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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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君书》的作者混杂：小部分可能出自商鞅之手，大部分恐怕是他身后的人所添加。这些人也许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门徒，或膺服于他的思想的人，要借他的嘴说话。这就如同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是借其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一样。可以说，《商君书》代表着战国特别是战国后期主导了秦国的政治哲学，即“商鞅学派”的思想。韩非在《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有之。”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很流行。（高亨：1；郑良树：I…XI。）这里所引的《俫民》，涉及的事件有在商鞅身后八十多年者，其时秦已灭周，进入扫平六国的“收关阶段”。所以，此篇并非突破周代秩序的变法理论，而是对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此篇所表达的思想就更有意义。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3）
众所周知，法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和儒家对立。《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董仲舒的上疏，对商鞅谴责尤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大意是：上古帝王对老百姓的税收不超过其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需求很容易供应；使用老百姓的力役，一年也不超过三天，这样的劳动量也很容易满足……到了秦则不然，用商鞅制定的法规，改掉了上古帝王的制度……并且垄断了川泽的利润，把持着山林的出产……又把服兵役的时间加长了一个月，不仅把当免之赋役恢复，而且开始新的加征。一年间的兵役和力役，比古代加多了三十倍；田租和人头税，以及盐铁贸易中的加征，则增加了二十倍。富民的田地，税率超过了十分之五……
但在《俫民》篇里，我们则看到一个“商鞅学派”自己塑造的“商鞅”。这位假托的商鞅和儒家版的商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仅格外注重孔子提出的“使民以时”的问题，而且要求免去赋役，比一向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还彻底。特别是在秦国军事上连连得胜，甚至灭了周，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的关头，《俫民》篇却口口声声：军事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必须用优惠的经济政策赢得民心，“以广文安其嗣”，即以宽怀的文治安抚被征服的子民。这俨然是在用儒家的口气讲话了。
这一迥异的“商鞅”不仅说明了儒家版的“商鞅”不可尽信，恐怕也说明“商鞅学派”对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现实进行了反省。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屡战屡胜，但很快在其扩张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秦在此时期兼并土地后一般马上设郡，将新增土地置于君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考查郡的设置过程，就成了理解秦国扩张进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根据江村树治的研究，秦的置郡过程，从公元前317年置巴郡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17…271年。这一时期内，秦向南方和东南方置郡。但是在东方，自公元前290年置河东郡后，就停止了置郡。而东部正好就是三晋地区。这说明秦的扩张在此阶段形成了绕开三晋向东南方向迂回之势。《俫民》中提到的“华军之胜”就发生在这期间（公元前273年）。第二时期则是公元前271…250，秦国向三晋地区大举征伐，但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几度易手，难以建立稳定的统治。比如公元前269年赵将赵奢大破秦军。公元前261年赵将廉颇与秦相持于长平，次年秦用反间计于赵。赵王以赵括代廉颇，大败。赵军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坑杀，秦兵死伤亦过半。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大败秦兵。次年秦灭周。第三时期，是公元前249…226年，秦终于在三晋地区设置了三川郡（公元前249年）、上党郡（公元前247年）、东郡（公元前242年）、颖川郡（公元前230年）、邯郸郡（公元前228年），算是完成了对三晋的征服，加上其北方的郡共设置了八郡。最后一阶段则是公元前225…221年。在这短短五年，秦迅速完成了对齐、燕、楚征伐，设置了十六个郡。（江村树治：170…210。）
《俫民》篇提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重大战役，显然是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形势所发的。江村树治的研究表明，三晋作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特别是当时战国高速的城市化，主要在这一地区发生。这些在《俫民》中都有印证。所以，虽然秦国有强大的军力，但三晋却吃不下去。第一阶段的扩张历时46年，基本绕开三晋。第二阶段大举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牺牲惨烈，历时21年。在这60多年的苦斗中，三晋强大的经济实力表现了强大的后劲，能够屡败屡战而不屈服。秦国是边疆国家，以农业立国，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向南方扩张中，建立蜀郡，并修都江堰，徙万户秦民至蜀，更是抽走了关中地区宝贵的人口。（黄耀能：94…96。）这样经过连年征战，自然陷入“士戚而民苦”的困境。
通过对这一局面的反省，“商鞅学派”意识到：财政才是决定列国竞争胜败之关键。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秦国无力支持与经济实力最强的三晋打持久战。而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而言，财政之要务在于开发土地。以目前这样的状况，如果发动战争，农民必须服役而耽误农活儿，农业生产受打击，进而国家财政空虚，无力应付进一步的军事危机；如果为了照顾农业而不发动战争，则等于给敌国以喘息之机。最后“商鞅学派”解决方案是经济战：开放荒地供流民开垦，特别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地少人多的邻国三晋之民前来就耕，创造新的财源，同时瓦解对方的经济基础。这样，秦国的传统居民就能够腾出时间来打仗。征战之民和农耕之民有了分工。这也是最早的兵农分离的理论。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法家的财政理念与秦国的土地开发（4）
不过，“商鞅学派”马上澄清：这种兵农分离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职业军制：“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即所谓的兵役不是全部将秦之“故民”征发，而是把握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大规模陈兵境外时，这些人可以如数出动、不必担心地荒了没有粮食吃，但平时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农。当时秦国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财政足以维持职业的常备军。当兵还是耕战自养。他们之所以关键时候能够离得开土地，就在于国家利用新移民对“山林川泽”（即所谓“陵阪丘隰”）的开发，有了一定的剩余，能对付暂时的壮劳力流失。
这一策略，在扩张的第三阶段显然被采用。公元前246年郑国渠开始兴建，十余年而成，为大规模开垦土地创造了条件。这样大的工程在连年征战中进行，一个人少地多的国家不靠大量外来移民则很难想象。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郑国渠的兴建，本是韩国的计谋。《史记…河渠书》记：“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也就是说，韩国盘算着用修建郑国渠牵制秦国的人力，使之无力东伐。但此阴谋很快被发觉，郑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其事记于《汉书…沟洫志》：“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渠成。”也就是说，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见阴谋败露后索性老实交代：“我开始是韩国派来破坏秦国攻韩计划的。但是，我如果真修好了这条渠，不过是延缓了韩国几年的生命，却给秦国留下万世的福益。”秦国之所以决定将计就计，恐怕还是在于《俫民》的思想占了上风：急攻三晋不如创造优惠的经济条件吸引三晋之民。《史记…河渠书》评论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之曰‘郑国渠’。”四万余顷就是四百万余亩。《俫民》还说秦有耕地不及百万亩。这些数字固然不可尽信。但郑国渠在本质上改变了关中的耕作条件，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添加了大量农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如增渊龙夫所指出，郑国渠的中心地点瓠口一带，是《尔雅》所列的天下“十薮”之一。（增渊龙夫，1997：365。）可见在那一地区开垦了许多荒地。秦国也正是在这前后用了23年的时间，终于征服了三晋。有了三晋的经济资源，下面征服齐、燕、楚三国就易如反掌，仅用5年就都给灭掉。
秦灭六国，显示了开发“山林川泽”在确立当时的国家财政基盘上是多么关键。不过，这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君主如何在这样的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上所述，《俫民》所针对的，不是周代的封建秩序，而是商鞅变法确立了君主专制后的政治现实。江村树治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货币和兵器上的铭文的研究证明：秦国在财政上已经相当集权。其铜兵器虽然都是由县铸造，但从铭文上看，其最高统辖者不是县令，而是上位的相邦（或丞相）及郡守。更不见地方发行的货币。半两钱为中央发行的统一货币而广泛流通。相比之下，三晋地区铜兵器的铸造，县令常常就是最高统辖者，可知许多城市或县在军工上自立于中央。在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上，也多以城市为单位，找不出受上级的郡或中央政府统辖的痕迹，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国家统一货币的流通。（江村树治：195…200。）
这一现实表明，秦在建造中央集权的国家过程中，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后发优势”。因为秦国地处边疆地带，经济落后，传统势力不甚雄厚，便于君主集中权力，这也是商鞅变法得以成功的条件。晋则是传统的中原地带，春秋之时是第一大国。社会中传统的贵族势力较强，君权较弱，自然也不会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独揽经济发展的果实，乃至最后三家分晋，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三晋”。可见，《俫民》中所提出的政策，要有赖于特定的制度框架才能施行。这一制度框架，就是传统农地之外的“山林川泽”在君主的掌握之中，其收入可以直接成为君主的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和周代封建制度的决裂。如上所述，《俫民》面对的是商鞅变法所创造的君主集权的政治现实，不需要面对周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更不需要在秦制和周制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孔子时代则不同。秦那样的中央集权才刚刚萌芽，况且鲁国地处齐晋之间，是经济文化中心，“山林川泽”之利归属于谁，当然也就不像商鞅之后的秦国那么清楚。其间的演化，自应细论。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春秋以来的“山泽川林”之开发（1）
如前所述，周代封建制度的基础，是自立的聚落，用增渊龙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