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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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3）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艰难的政策改革（1）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法令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许多忧郁的飞行员不敢接受治疗，我觉得服用百忧解的飞行员相对更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有人说，一个人可以突破重重难关、医药可以给他意志力，但复原力总是有限。我不会把票投给脆弱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可体会我的感受，那就太好了。我当不了总统，如果真的让我当上总统，恐怕会天下大乱。但也有少数例外——林肯和丘吉尔都曾得过忧郁症——但他们的特种忧郁症不会让他们在紧要关头动弹不得，谨慎、戒惧成为他们领导能力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有非凡的人格。
从另一方面来看，忧郁症并不会让人变成废物。我第一次联络上保罗贝里·梅森时，他正处于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忧郁，事实上，那天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击治疗五十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充满精神创伤，当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纪律问题”时，他母亲找了几个友善的三K党党徒来教训他。后来他被迫进入精神疗养院，在那里差点被打死，最后他在一次病人暴动中逃走。他领取全额社会残障福利金将近二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在近七十岁的时候，年纪与病史成为他身上的两个包袱，想要别人帮忙找个工作，但所有官方人员都说，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地方会要，还是省省力气吧。我知道梅森会是有生产力的工作者，因为我读过他写的长信，包括寄给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康复训练部门、政府官员和所有他想得到的人，他把这些信都拷贝了一份给我。在持续服药的情形下，他大部分时候都很正常，那大量的文字十分动人。梅森得到的回答是，适合他这种人的工作都是体力工作，如果他想得到脑力工作，得自己想办法。他找到了兼职教师的工作，多半都要转好几班车才能到达上班地点，为了要保持身心的良好状况，他写了数百封信说明自己的状况，为自己辩护，希望得到协助——结果只是得到一大叠统一格式的回信。读着这些信件，我怀疑保罗的信根本没有送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手上。“忧郁症会造出一个牢笼，”他写信告诉我：“我蹲在公寓里勉强撑下去，并努力请人帮我找工作。去年圣诞节我受不了寂寞，于是出门坐地铁绕着亚特兰大市跑。那是我在眼前处境下最接近人群的时候。”我遇到过的很多人，也都有过同样的感伤。有位因找不到工作而觉得被社会孤立的女士写道：“失业的压力令我喘不过气来。”
理查·巴隆是国际社会心理康复服务协会的非固定成员，这个机构由非医学精神治疗工作者所组成，目前有近两千名会员。他写道，忧郁症患者自己“开始发声，严重关切因活在缺乏自我建设、社会建设和工作收入的社群里而造成生活空虚，并说明稳定的工作为复原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有一项关于目前社会援助计划的研究分析，揭露了忧郁症患者所遭遇的严重问题。在美国，自愿被归类为残障的忧郁症患者才有资格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一般来说，他们也符合“低收入户医疗补助”的资格，以获得较昂贵的医疗补助。领取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害怕找到工作会失去这两项福利；事实上，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五会放弃重入职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次文化族群没有一般常识”，巴隆写道：“这种观念难以撼动（而且大错特错），如果重回职场就得立刻取消全部社会补助金，而且永远不能再领取。心理卫生制度承认以受雇为目标的重要性，但在提供康复服务补助上，依然停滞不前。”
虽然医药产业内已完成了最直接实用的研究，但在美国，大脑构造的重大发现却是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提出的，这个机构位于马里兰州贝瑟斯达广大辽阔的园区内。大脑构造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预算下的二十三项细则之一，另一项细则的“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也做一些有关忧郁症的研究，但不隶属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和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二者借由基础研究所累积的人类知识，附带得到实用性研究的即时效益。“如果解开了这种疾病的奥秘，”众议员约翰·波特以实际的角度解释：“就有更多防治的方法。如果投入经费于研究里，最终就可以拯救生命、减少悲剧。人民将可看到，我们得到的好处比投入的经费多得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国会曾要求六位医学类诺贝尔奖得主提出一项专攻的研究主题，六位中有五位选的是大脑。国会宣布1990年至2000年为“大脑的十年”，并投入大量资源于大脑研究中。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鲍布·威斯说：“历史将会记住国会通过的这项提升人类自身知识的重要法案。” 在“大脑的十年”里，精神障碍的经费大幅提高，而且“人们开始了解到，精神障碍和其他疾病是一样的，”波特说：“以前大家都以为精神障碍是无底洞，需要永无止境的治疗，计费表跳个不停，却不知道改善了多少。新药剂改变了这一切。不过，现在我担心我们会开始忽视药物治不好或不能用药物治疗的人。”
艰难的政策改革（2）
美国政府内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议员保罗·威尔斯顿和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议员彼特·多明尼西是最不遗余力地鼓吹改善心理卫生法的人。目前，政治争斗最关注的主题是保险的平等。虽然美国人已有包罗万象的保险项目，但心理卫生的保险依然有限：事实上，美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健康计划对精神障碍的保险范围比其他疾病少。无论是终身保险还是年度保险，心理卫生保险给付额都比“一般”疾病少百分之五。从1998年初起，员工超过五十人的美国公司若降低心理卫生保险的上限，就是违法，但是这些公司仍然可以让心理卫生的部分负担额（保险公司给付之外的病人自行负担费用）用于其他病症，所以精神障碍的给付实际上还是比较少。“在相同的基础条件下，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可接受癫痫症却不接受我女儿的忧郁症，这太荒谬了，”萝莉·福林是美国重要的鼓吹团体“全国精神障碍联盟”的领导者，她说：“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得到有利的部分负担额，因为那是‘真的’病，但我女儿的病难道不算病？心理卫生很难定义，很少有人的心理卫生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社会没有义务，也无法负担我个人快乐的保险，但精神障碍是非常直接的东西。只有加入弱势族群团体，才能站起来要求公平的权益。”美国残障者法案保护“身心残障者”，但精神障碍依旧是法案实行的最大阻碍，对精神障碍者的歧视十分严重。“仍然有一种看法：如果你真的是坚强的人”，福林说：“就不会得这种病。如果你生活正常、教育良好、举止合宜，就不会碰到这种事。”
和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忧郁症的政治权利也要在过度简化之后才得以实现。“忧郁症是种化学不平衡，就像肾脏和肝脏一样，”福林说。事实上，这么做有两种目的：期望得到治疗和期望得到保护。“我们已制定出五年计划，以终结差别待遇，我们要让人们了解，这种病就是大脑失调而没有其他的问题。”但问题是，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忧郁症除了是大脑失调，也包括其他的问题。罗伯·布尔斯廷是躁郁症患者，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精神障碍者。他现在已成为精神障碍议题的发言人。“有些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他说：“听到‘发疯’这个字被错误使用，真的会发疯。”
健康保险机构（最近美国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险制度，保费低廉，并与医疗机构签约，提供受保者医疗服务——译者注）并非忧郁症病患的新福音。席维亚·辛普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时常要在工作时面对健康保险机构，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谬的事情。“我得花愈来愈多的时间打电话与管理公司的代表沟通，努力证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当病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若是他们还没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管理公司就要我让他们出院。我说他们应该再住一阵子，管理公司只回答：‘我不同意。’我叫病人家属去打电话、找律师、抗争。病人自己当然没力气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要让病人呆到可以转去其他地方为止。所以家属就收到了账单，如果他们付不出来，我们就注销账单。我们这样很难撑下去，而且渔翁得利的是保险公司。”
缺乏经费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忧郁症病患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向保险公司争取权利。“我们听过一堆这样的例子，”福林证实了以上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