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法宪回忆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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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国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九、军内造反派势力是如何被遏制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吴法宪回忆说“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示发出后，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吴法宪回忆说“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事如何“闹革命”的呢？吴回忆说“从１９６６年冬开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驻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劫档案，肆无忌惮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指挥机关都搞瘫痪了。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以及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全都忙于处理各种问题，日夜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些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难过的日子。”事实上，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如何有效地制止这股来自军队内部的造反势力则成了林彪等人必须考虑并应对好的一件棘手之事。而实现这个目标竟然是一个不起眼的“演出事件”。笔者认为研究者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
１９６７年５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５月１３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感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
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得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５月２３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６月９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是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林彪此举值得称道。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总政主任萧华的倒台。以往官方的喉舌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萧华本人在“５１３演出事件”上摇摆不定，先是反对“演出派”演出，出现事端后又单方面指责“演出派”。本来“演出派”是保护萧华的，如此一来引起“演出派”对萧华的强烈不满，结果无论是“老三军”还是“新三军”都反对萧华。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吴总结说“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事实证明，萧华的倒台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而已。至于萧华在军委所在地西山犯了什么错误，吴法宪含混未提。据笔者所了解，萧华虽然躲在西山，但个人生活却极不检点，以中共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萧华的倒台，要怪也只好怪萧华自己了。
十、中央专案组内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的组织，一个就是尽人皆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则是中央专案组。前者已有大量的资料和文章问世，人们对其知之较详，但是后者则资料却非常少，世人对此机构虽有印象，但是往往一知半解，只有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一批被打成冤假错案的老干部们平反时，才稍有披露，但是当局对其中之详情仍然讳莫如深。个中之缘由不难猜测，其内情实在见不得阳光，如照实情披露出来太过有损毛泽东、周恩来和共产党自己的“光辉形象”。然而历史毕竟就是历史，各种史实还是会不断透露出来。吴法宪将军由于参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此有相当的了解，亦颇有披露。笔者择其要点叙述如下：
（１）文革期间专案组多如牛毛。吴法宪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地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却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２）吴法宪被打倒前，中央共有十四各专案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吴法宪回忆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