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科学种种-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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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不，那是瞎说。
治：现在头痛怎样了？
患：好多了，实际上是过去了。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头痛的意念解释，仅仅存在于治疗者的头脑里，而且是经过相当大的困难才诱使病人顺着他说。治疗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一种“诱导”的性质，就连温特医生也承认那是“鼓励幻想”。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不大！这真叫人吃惊。这样一来，哈伯德那套关于胎儿期和出生时“印象”的学说是应该扬弃的。也许这恰恰正是这位医生从那以后所要做的。因此，他1952年出版的新书《人的苦脑都是心身性病症吗？》，就再也没有提到意念说。
哈伯德本人也承认，许多病人对于自己在子宫里的经历想入非非。他写道，“病人谈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卧室是什么样子，然而他那时却是在子宫里。”哈伯德不同意“受苦的胎儿有一种超感官知觉”的理论。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理论，但他又不承认这种理论，因为胎儿并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存在超人的洞察力。
实际上，认为神经机能病和心身疾病可以追溯到脑子失去知觉时的经历，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子宫外，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试验的证明，以致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肯对它一顾。不少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把一个人的病因归咎于他在胎儿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回避对神经机能病根源进行真正研究的最简便的办法。
在为意念说辩护的各种辩词中，“它有作用”这个辩词是最无聊的。因为在治疗神经机能性的各种症状时，病人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有作用。这一类的“疗法”不胜枚举。从年轻的珀金斯关于他父亲的金属牵引器治疗效力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几百个远比意念说的病历更能给人印象的故事。这一切说明，意念说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能影响某些病人。此外，再无其他。
自然，哈伯德是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的。他写道，“如若发现有人试图阻止患者接受意念疗法，即应立刻通知验察师。……任何企图制止病人接受意念疗法的人，不是想利用病人的心理失常，……便是有意要隐瞒什么。”
意念说的狂热发展确实如火如茶，就连哈伯德本人也被卷进一场个人的纠纷中去了。1951年，他的第三个妻子、25岁的萨拉·哈伯德跟他闹起离婚。她把他称为“偏执狂型的精神分裂症者”。控告他在她怀孕时折磨她，并声明医学顾问们已断定，哈伯德已“无可救药地疯了”。
1952年2月，设在威奇塔的意念说基金会破产了。哈伯德最近又发信要求人们捐助25美元，帮助他支付生活费用，以便在“全美国”建立一个意念说学派和实现一些其它的小计划。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捐助者新成立的“黄金”意念说组织的会员资格。
小约翰·坎贝尔是多年前当哈伯德为他治疗窦炎时接触到他的意念说的，后来他便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起意念说。但他至今仍然在患着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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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班卓琴，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译者
第二十三章 普通语义学及其他
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外，该书几乎对每一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都偷偷地诽谤一番。
科尔兹布斯基强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认识他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认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