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梦与中国模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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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这让他们在住宅市场里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房价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　
　　子。”薄熙来一语道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重中之重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会有30％中低收入群众，他们既买不起商品房，也无法被廉租房覆盖。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目前在全国已经全面推开。　
　　幸福生活，首先要住有所居。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住得没有尊严，就更谈不上幸福。　
　　住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活得有尊严？曾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月收入只有1000　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或农民工，根本无法想象在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套齐备的居民社区安居乐业。　
　　但重庆首创的大规模兴建公租房，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黄奇帆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分配房，优点是公平，缺点是不够。最近20　年，我们搞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是几乎完全是市场供应的模式，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伴生了城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房，老百姓有意见。”　
　　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　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　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　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　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　元，低保户只付50　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　
　　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过去两年，重庆一直努力使城市居民6。5年家庭收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
实践3：　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12　岁的刘敏是重庆贫困地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小学六年级学生。提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小姑娘表情生疏。由于父母长年在福建打工，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见过爸爸两次、妈妈三次，更多的时间是跟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　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像刘敏这样的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　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　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抽样调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方面，留守儿童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些孩子变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于监护人的过分溺爱、娇惯和放任，部分孩子变得难以管教，有的经常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有的喜欢打架、抽烟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　
　　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预测，20　世纪愿园年代以后出生的“愿园后”人口成为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未来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　
　　未来进城的5　亿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儿童。　
　　但是，这样一代留守儿童不被社会所看好。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健康成长，他们若干年后，或者继续父母的廉价劳动工作，或者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农村的新一代流动人口比他们的父辈对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比如他们要求体面的劳动、体面的工资。这与他们的父辈继承的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成为对比。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吃苦”的能力，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够挺过20　世纪贫穷的境况。　
　　然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新工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像重庆贫穷的山区和乡下，他们的“吃苦”精神也大大减弱了。20　年前，在城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主要目标是往贫困的农村老家寄钱。而如今，80　后、90　后的农民工通过上网，增长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一代新的农民工把到城里打工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当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判若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纪的人。新工人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城里人一样，期待获得快乐、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　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　岁农村未成年人440　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　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比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推算的146。47　万人增加了88。53　万人，增长60％。　
　　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　万人。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建和改造2000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　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09　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　亿元，免除了360。6　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　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　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　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　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　亿元，免除5。7　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　
　　按重庆计划将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　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实践4：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2010　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到重庆调研后，他感慨，“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　早在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　报告指出，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五种不好的后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没有民主参与的增长（voiceless）、贫困没有减少的增长（ruthless）、文化没有丰富的增长（rootless）、环境不友好的增长（futureless）。为此，他们建议，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两个途径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解决就业以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并用来降低国民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在2010　年中央西部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说，“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重要经验，得到了宝贵启示，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重要经验和宝贵启示，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一定要深刻认识和充分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　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　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　和GDP　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　因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所以，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只要高度重视、且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　
　　近年来，重庆进行的系列实践，都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都紧紧围绕民众的尊严和生活幸福展开。在金融危机后，人们在议论谋求经济增长和GDP　突破时，重庆市委强调的却是“做到两个百分之五十”———要求领导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直到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危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　重庆学者苏伟也提醒，应该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