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梦与中国模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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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了政治探索。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3。 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问：中国今天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经济模式究竟不同在哪里？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的，也不是国家所有的。中国75％的GDP 来自非国有和私营经济。这跟西方没有区别。中国政府占GDP 的开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低，也低于处于中国同样人均GDP 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医疗都不再是免费，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模式真的有一种继续增长的魔力吗？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吗？》中写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差异。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国家行政能力方面，尽管从人均GDP 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家行政能力看，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跟今天的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比，或者把中国跟100 年前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达国家比，将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
国家行政能力又称国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实施政策与执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观的指数，如腐败、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来测量国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主观的指数具有偏见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运行状况。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指标应该是凶杀案与黑社会经济。坡伯甫通过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发现，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在2002 年，中国每10 万人凶杀案是3 起，欧洲和日本是1—2 起，美国是5 起。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凶杀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苏联地区犯罪率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能力。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虽然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 但实际上这一“弱势”已经转变为“优势”。“优势”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通过支配土地、国民、企业、金融和市场等要素分配行使这一权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投入巨资让大型建筑公司、通信公司和铁路公司承建公共项目，以迅猛之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国家在决策之际必须通过议会进行磋商，而中国共产党无须经过这一程序。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保证政策得以迅速实施，其速度之快远非民主国家所及”。
波波夫认为，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成功了，而在苏联地区失败了？这是因为苏联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破坏了国家制度能力———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保留了这份遗产。1979 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后，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个高效的政府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的。比如，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各地的执法和行政的效率超过秦始皇或者他之后的任何中国朝代与政府。在19 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 的3％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2％）。
在国民党政府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GDP 的5％。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0％。20 世纪70 年代，中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 年透明国际估计，中国的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
同样的是，中国不法的影子经济不到中国GDP 的17％ ，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
在发展中国家，影子经济占GDP 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4。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的新路，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政府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
上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
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 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 年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市场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掌握世界的未来权力；承认西方价值的普适性；弱小国家要向西方借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西方，如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这是一种过时的西方至上情结。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秘鲁、苏丹、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食品、能源的价格飞涨，引发群众的暴力抗议。结果，军警残酷镇压。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
从这一点上看，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具有全球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在启蒙的旗帜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而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同样，20 世纪50 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5。2 亿吨，是1949 年的4 倍；猪牛羊肉5300 万吨，增长了6 倍；水果1。9 亿吨，人均达145 公斤，增长了20 倍；服装产量超过200 亿件，化纤、布匹、尼绒均居世界第一；洗衣机、彩电等210 多种消费型工业品产量也是世界第一；2009 年，汽车产量1300 万辆，手机用户7。8 亿，都是世界第一；电脑1。8 亿台，占全球一半；互联网用户3。8 亿，超过美国与日本的总和。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超过2800 万，居世界首位。薄熙来说，“这些数据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而且已经发展起来了，晚清时的屈辱早已远去。讲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有硬邦邦的民意基础和事实根据，在全国人民中，我们党的公信力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足以自豪！尽管还有议论，还有负面的看法，但凡是客观、公正的人静下心来看看现实，都会认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2010 年6 月，盖洛普公布2009 年全球民生指数为， 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美国2009 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例为93％。怀默霆最近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怀默霆2004 年对中国的普通百姓展开了一个系统的全国性调查，直接问他们对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人感受：中国公民对当前的不平等越来越愤怒了吗？改革时代的“失败者”，比如农民们是否特别生气？民粹的愤怒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吗？这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比别国的公民，例如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态度更积极和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 年9 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吗？
2010 年6 月《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的文章写道，“不存在人们热烈追求的中国模式这种东西”。“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事实证明可以经历长期考验的经济模式。”
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将发生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这些鼓励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里。而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