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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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的增长率来保持世界平衡的余地很大。只要全世界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继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将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国没有理由也必须是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如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那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投资，那么要说现在国际投资的范围比１９世纪少似乎是有理的，因为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西亚那样富饶的未开垦土地已经没有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国际投资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转让新技术谋利，以便在欠发达国里兴办那些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以及现在正显示出在国内增长速度下降的行业和工程。（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食和原料有关，因此不一定产生那些被错误地说成初级产品会产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说，随着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的好处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资本从比较发达的部门（这是从技术上说的）大量转移到比较落后的部门——例如农业——的余地是存在的。可是转让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一般说它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尤其取决于教育和推广设施的强化，而这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级别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很大一部分必须由各国政府采取；例如在农业方面，建立推广服务机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网等。如果私人国外直接投资是一个转让新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开发新的自然资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投资的范围所受的限制也许会大得多。
　　　　对外资的需要量可能一样大，对产量的影响也可能一样大，但是老的渠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国际投资额当前的下降，至少首先并不是我们迄今所讨论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直接造成的。相反，它是由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完全恢复了。战前不久，国际投资额约为１６亿美元，到２０年代末，增加到大约２０亿美元，如果将价格变动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两个数额的实际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来源和流动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美国已不再是纯借款国了，现在它提供的贷款额占借款额的一半，英国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借钱给其它国家的德国，现在它所借的钱将近占贷款额的一半。因此，初级产品生产国海外的情况已经恶化；实际上，它们在２０年代得到的钱大约只相当于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借的数额的一半。有些人很重视流动方向的这种变化，他们说，对德国重建工作的投资，必然不如在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投资来得保险，因为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家可以用初级产品偿还，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德国只能用制成品偿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对这种推理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３０年代发生大萧条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到的打击与德国遭到的打击一样严重，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
　　　　美国成为主要贷款国，在发生萧条的时期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借款的传统和机构。人们认为，缺乏信用机构增加了贷款的费用，并且造成了贷款时差别对待不够，因此在美国贷款中能够经受风险的部分比英国贷款中小。缺乏向外国放款的传统也使贷方更加紧张。有经验的贷方知道，衰退时期过去以后会出现繁荣时期，所以他在出现衰退时不会感到紧张，美国有许多放款人在２０年代受过份乐观的宣传的欺骗，到了３０年代则变得过份悲观。不管传统和机构方面的弱点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发生大萧条，许多借主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时，美国的放款人对向外国放款的整个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不遵守战争债务的行为尤其令人气愤。１９３４年一项联邦法案规定，在美国出售任何不履行对美国政府的义务的政府债券是违法行为，除了芬兰政府，这项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与此同时，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法案，禁止借款机构持有外国公债。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借主，这对国际投资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到１９５４年，要在美国成功地发行外国公债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时候，该行行长不得不用将近两年时间到各州立法机构去劝说它们通过法案，允许投资机构持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不偿还战争贷款是一项政治决定，这项决定是按照债务国于１９３２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作出的，即如果美国放弃欠它的债务，那么其他国家也愿意放弃欠它们的债务。美国拒绝放弃它的债权，但是其它每一个国家（芬兰除外）决定把战争债务看作已经销帐了。可是不偿还其它贷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债务国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大萧条格外严重。世界贸易中的美元价值三年中下跌了６０％。世界制成品产量下降了３０％，虽然初级产品的产量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收入因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极为不利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结果，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外汇必须严格实行配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要保持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进口额，那确实就不能动用外汇来偿债。同样确实的是，陷入这种漩涡的国家无法为私人或政府借款。在３０年代，国际投资减少到零。在这１０年里，债务偿还额平均超过了新的借款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复到超过两次战争期间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额平均每年只有大约２０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政府的赠款，也不包括从一个共产党国家向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转移的款项。如果与２０年代相比，或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的年头相比，这个数字自然是非常小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２０年代的投资额到现在应为大约３０亿美元。如果假定投资额随着世界产量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正确的数字差不多将近４５亿美元。如果我们要问目前的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答案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的不足中去找。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的不足如下：（１）西欧相对衰落，（２）可支配的储蓄额减少，（３）要求担保。在需求方面，我们可以指出私人投资领域减少。
　　　　而欧的衰落并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以用于国外投资的国际收支顺差额的下降。用贸易条件不利这个原因是无法解释这种下降的，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１９１３年的贸易条件并无很大的不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在西欧比１９１３年储蓄得少了，相反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正将比过去大得多的一部分储蓄额用于国内投资。德国正在实行大规模建设计划。法国经过２５年工业近于停滞的阶段以后正在振兴，并已开始进行国内投资，其水平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重建初期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英国现在的国内投资率，与它的国民收入相比，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这些国家无法腾出货物来用于国外投资，因为它们在国内把这些货物用光了。即使在联合王国允许外国政府借款，或者用掉英镑结余的时候，国际收支方面并不总是能实现所需的变动，因为不出口所需的资本货物。因此，不论在纸面上可能作了什么许诺，在资金的国内使用额减少之前，期望西欧再次成为大的资本输出者是没有用处的。究竟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法预测的。目前投资活动方兴未艾——在住房建筑、电力、农业机械、采煤和其它各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某一方面，例如在住房建筑或农业方面达到希望达到的水平的时候可能会到来。如果国内投资额下降，而国内其它需求量没有增加，那就有可能到国外投资。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也可能减少，因为这个数额已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在重整军备方面。英国现在（１９５３年）将大约１３％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而１９３８年为６％。在政府使用资金的数额的下降部分中，有一部分钱用在直接消费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同时税款也会实行一些减免，这种减免使储蓄额增加，而不是使消费额增加。
　　　　假设西欧将它自己的储蓄用光了，那么可支配的私人储蓄额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其中起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如果外国公债在欧洲市场上出售，谁能购买这些公债呢？例如，在战前的英国，扣除所得税以后的股利占公司净收入（未纳税）的５５％，政府拿３２％，各公司保留１３％作为未分配利润。
　　　　而在１９５２年，股利已下降到１８％（相当于国民收入的４％），其中还要缴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各公司或政府愿意提供资金，那么到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是可行的。各公司能够而且确实在为对设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联合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提供资金。但是最大的国外投资项目往往是购买外国公债，而这不大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向外国政府提供资金差不多完全得依靠政府间转账。美国的情况表明，那里的趋势与西欧是相同的——与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加有联系的个人可支配储蓄减少了。这种改变不如欧洲明显，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够购买外国公债。因此，未来的国外投资主要应是一个公司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转账的问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任意采取行动，尤其是害怕拒绝用外汇调拨利润或抽回资本，害怕实行国有化，直接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拒绝使用外汇这种事情在３０年代是经常发生的，其理由往往是没有外汇。输入资本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被要求宣布它们不会限制转移利润或资本，有好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宣布这种决定是商誉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发生严重外汇危机时，即使最好的商誉也可能不得不向外汇短缺的情况让步。因此，有人已向资本输入国政府建议，在出现严重衰退时，它们在为此目的发放临时外汇贷款方面是有作用可以发挥的。例如，假设Ａ国的一家外国公司在没有外汇的时候申请允许它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Ｂ国，这时Ｂ国可以将为此目的所需的款项借给Ａ国中央银行，借期为三年（到那时，危机被认为已经过去）。这样一项计划在华盛顿已经得到赞同，现在正在某几类投资中实行。
　　　　国有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外国公司希望保证它们不会被收归国有，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作出这样的保证，即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公司成立以后的头２５年里，不会实行国有化。这种保证有多大用处，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约束它的继承者。一个比较好的保证是，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它们的所有人将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确定的公平的赔偿，这种保证可以写入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就不是那么依赖于不断变更的政府的一时的兴致了。人们经常说，现在应该制订某种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