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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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考察，有多少事物是城邦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所说的城邦的部分必然在这些事物之中。应当说明它们的作用和数目，从而问题就会得到澄清。
首先要考察的是粮食，其次是各种技术（因为生活需要种种工具），第三是武装，因为城邦共同体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才能对付不驯服的邦民和悍然入侵的外寇，从而维护城邦的统治。再其次是财产储备，有了足够的财富才能提供内政所需和战争开支。第五或者说最首要的是与神有关的事务，即所谓的祭祀。列在第六位的是所有之中最必需的事项，即公共急务和公民之间的各种讼案的裁决。
这些事项就是以上所说的所有城邦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一个城邦不能只是一些乌合之众，而是如我们主张的那样，应以自足的生活为目标。如果缺少了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城邦就达不到绝对意义上的自足。所以一个城邦必须一齐具备这些事项。必须有生产粮食的大量农民、技师和工匠、武装人员、富有阶层、祭司和各种公共急务的仲裁人员。
七０９
作了上述规定之后，还须考察，是否应该让所有人共同从事全部这些工作（因为让所有人同时作农民、技师、议事员和陪审员也是可能的），或者让每个人从事以上所说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或者是其中一些工作必须由特定的人担任而另一些必须由所有人共同担任。后一种情况在任何政体中都没有过，因为正如我们所说，可以由所有人共同担任所有的工作，或者不是如此而是由某些人担任某些工作。由此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政体：在平民政体中，由所有人担任所有的工作，寡头政体的情况则正好与之相反。这里我们正在设想最优秀的政体，一个城邦采取这样的政体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幸福，而离开了德性便无幸福可言，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得到了最完美治理并拥有在单纯意义上…而不是相对于某一前提…称得上公正的公民的城邦中，公民们不会过工匠和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低贱而且不利于获致德性。而且他们也不应是农民，因为德性的生成和政治行为或活动都需要有闲暇。武装人员和议事人员对于公共急务和讼案的裁决都起着作用，因而显得最是城邦的部分，应该把这两种人区分开还是应由同一些人起两种作用？这一点很清楚，在一种意义上应由同一些人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应由不同的人起上述两种作用。由不同人分任，是因为两种工作的侧重点不同，一者需要明智，一者需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有力量使用武力进行抵抗的人总是不愿意屈居人下，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由同一些人兼具两种功能；因为那些掌握武器的人也掌握着政体的存亡。于是，剩下来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我们讨论的政体中既让同一些人行使上述两种职能，却又不在同一时间，而是应当根据自然形成差异，采用年轻者的力量和年长者的明智。如此分派两种职能既有利又公正，因为这种安排依据了价值或才能。而且，这些方面的人员还应是拥有财产的人。因为财产必然属于公民，而他们都是公民。工匠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从事其他不能产生德性的行业的人员也一样。从我们立论的前提就可得知这一点，因为幸福必然离不开德性，一个城邦任何一部分不具备德性都不能称为幸福之邦，而必须以全体公民为准。显而易见，这些人应当是财产的拥有者，正如农务必然属于奴隶或野蛮的乡巴佬。
前面列举的各项中，还剩下祭司一类。他们的职位安排一目了然，因为不能任用农民或工匠为祭司（只有公民才适合于敬奉诸神）；而公民分为两个部分，即武装人员和议事人员，侍奉神灵的工作适于那些由于年迈力衰开始从实际生活中隐退的老人来担任，他们也能从这种工作中求得一份安宁。
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城邦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城邦的各个部分…农民、技师或工匠以及所有的雇工，它们都是城邦不可或缺的成分，但只有武装人员和议事人员才是城邦的部分。这些人各有所司，有些人的工作终生不变，有些人则轮流担任不同的工作。
七１０
城邦应按种族或阶层划分，战士就不同于农民，这并不是新近的或某些研究政治体制的哲学家的发现。在埃及，这种划分方式一直持续至今；而在克里特情况也是一样。据说，在埃及实行的这种制度源于塞苏斯特里的立法，而克里特则源于米诺斯王时代。共餐制看来古时就已流行，在克里特始于米诺斯王在位期间，而意大利实行这种制度的时间则要早得多。据这些地方的史家记载，在奥诺特里亚地区曾有一名叫做意大琉斯的国王，由此奥诺特里亚人改称意大利人。他们又把欧洲的突出部分称为意大利，它坐落在斯居勒提克和拉美提克海湾之间，它们之间只有半天的路程。人们说这位意大琉斯王把奥诺特里亚人从牧民变成了农民，他为他们制定了种种其他法律，并第一个制定了共餐制度，直到今天他的某些后裔仍然奉行他的共餐制和其他一些法律。在朝向图勒尼亚的地区居住着奥布科人，古称握逊尼人，这个名称至今仍有人沿用。在朝向耶比吉亚和伊奥尼亚海湾的被称为西里底斯的地区，居住着琼尼人，他们是奥诺特里亚人的族裔。共餐制度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而种族划分的政治制度则起源于埃及，因为塞苏斯特里王时代要远远早于米诺斯王时代。大致上应当认为，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曾多次被人们发明出来，毋宁说是无数次。因为生活的必需可以教会人们想象和发明，具备了这些之后，人们很自然地要设法增加生活中的文饰和点缀。因而可以认为，在政体方面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一切政治制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埃及的情况可以证明这点。埃及人看来是最古老的人种，而他们一直具有各种法律和政治制度。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已经说过的这些典章制度，并设法弥补它们的不足。
前面讲过，土地应当属于武器的拥有者和参加了政体的成员，而农民应当与他们不同，以及疆土应具有的数量和性质。此处让我们首先来论述土地的分配，农民应当是些什么人和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我们认为，（财产）不应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属于公有，而只能在征得友善同意'的情况下共同使用；并且，任何公民都不能缺衣少食。至于共餐制，人人都同意它的存在对于那些建制良好的城邦有益无害，我们之所以要赞同这种观点，其理由将在后面说明。这种制度应该面向全体公民；穷人们从私囊中往往难以交纳规定的费用和担负其他的家务开支。此外，所有公共祭祀的费用也应由城邦承担。
土地必须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公有而另一部分为私有。其中每一部分还须再次划分为两部分，公有部分一部分用于承担祭神的开支，另一部分用以承担共餐的费用；私有的部分一部分靠近边界，另一部分靠近邦城，这样做是为了每人分得两份地，以立法形式规定所有公民均须在两种地方拥有土地。如此既满足平等和公正原则，又有利于公民们在骤遇边界战争时更加团结一致。在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地方，一些人对边境的敌情漠然置之，另一些人则过于谨小慎微以致有失体面。因此，有些地方的法律不允许那些居住在边睡地带的人参加有关边界战争的议事，因为由于私情他们不能够有得体的论断。根据先前提到的理由，土地必须如此划分；至于农民，如果能随意选择，最好不过是奴隶，但不要属于同一种姓，也不要生命力旺盛的类型，这样既有利于他们完成任务，又可以减少其暴动的风险。其次是以野蛮的柏里奥科（农奴）为农民，他们的本性大致与要求的相近。其中一些用于私有的土地，属于拥有地产的私人，另一些用于公有的土地，为全邦共同所有。将在后面论述，应当如何使用奴隶，以及为何对表现较好的奴隶要给予自由作为奖赏。
七１１
我们已经说过，邦城为什么应该尽可能地成为全邦本土的共同中心，无论是就海路还是就陆路联系而言。对它的位置依照我们的希望，应该有四个着眼点。首先要考虑健康问题，朝东的城市常受来自太阳升起的方向的风的吹拂，最有利于健康，其次是避开了北风的城市，它能有一个温和的冬季。其余的两点是，适宜于进行政治活动和战争。为战争起见，邦城应便于己方外出，同时使敌人难以入侵或包围。而且，要有尽量充足的河水或泉水，倘若没有，就须修建大型水堰积蓄雨水，以保证在战争期间乡郊的供水被切断时不至陷入困境。城内居民的健康是一个须多加小心的问题，它依赖于居住的地方及其良好的市容，其次，供水对于健康至关重要，对此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最多和最经常为我们的身体所用的东西对于健康所起的作用也就最重大，水和空气就具有这样一种本性。所以那些谋远虑深的城邦，若是水源情况不一或是净水供应不够充足时，就明确规定将饮用水与作其他用途的水分开。
关于城防问题，各种不同的政体适宜有不同的设防方式，高地筑城适合于寡头政体或君主政体，平地筑城适合于平民政体，贵族政体则不同于前两种，它宁愿建筑众多的堡垒。私人居住区倘若按照希波达摩斯的新式设计，建造得整齐划一，其排列在人们看来就美观舒适，且有利于其他活动，不过，为了战时的安全，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依照更早一些时期的设计为好，因为居住区应设计得让陌生人难以找到出路，让进犯者摸不清东西南北。故两种方案均应采用，因为可以这样来修建，即仿照农民种植葡萄的斜地…有些人称之为〃丛地〃，一方面在整体上城市不能整齐划一，但某些部分和地区可以规则修建，如此就完美地兼顾了安全和美观。
至于城墙，有人说那些横行于世的城邦用不着城墙，这种说法已经过于陈腐了，他们最好看一看事实给那些以此自负的城邦的教训。的确，当敌人与自己大体相当而且人数上并不占多大优势时，便求庇于防卫森严的墙垣实在算不上体面。但是，进犯之敌也可能而且经常异乎寻常地强大，具有极少数人才能有的骁勇，此时此际若想保全自身或者避免屈辱或惨败，那么最坚固的城墙就能提供最安全的军事保障，尤其是在今天投石装置和其他攻城机械的技术发明已经日臻精密的情况下。主张建造一座没有城墙环绕的城市就好比主张在四周开敞的旷野筑城并且还要夷平四周的高地一样，仿佛私宅周围就不该砌墙，免得别人说宅中住户怯儒无能。不应忘记的一点是，那些四周有城墙的城市都有两种选择，即可以利用也可以不利用其城墙，然而那些没有城墙的城市就无法这样进退裕如了。
或许可以这样主张，城市不仅要有城墙围绕，而且要注意使城市既美观大方又便于御敌，足以应付其他种种事端和各种新近的发明。正如进犯之敌总要尽量想方设法寻求突破一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