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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日本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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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日本朝廷对使团成员按身份发给数量不等的丝、绵、布,作为旅费;又对大使、副使赐给大量砂金。唐朝方面也赐日使物品。所以使团人员从日本带到中国的物品可以用来交易,购买大量唐朝物品带回日本,流入京城市场。可见遣唐使还起了官商的作用。

    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如吉备真备、玄防、最澄、空海等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只往返的;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遣唐留学生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留唐学生约144名,大部分是学问僧,留学生只有14名。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生活起居同唐人一样。有的留学生甚至在唐娶妻生子。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如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回国后任大学察助教;大和长冈在唐学唐律,回国后与吉备真备修订律令24条;营原(木尾)成在唐学医,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桔达势在唐以文才闻名,回国后推广中国书法。此外,著名人物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最澄、玄防、圆珍、圆仁等。

    阿倍仲麻吕(698—770)717年入唐,学成仕唐,取华名朝衡(晁衡),历任司经同校书(正九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遗(从七品上)、仪王(唐玄宗第12子李理)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等职。他工诗文,同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储光蘸、赵弊等人交谊深厚。公元753年朝衡回国时,不少诗人作诗送别。王维的诗写道:“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他在途中遭风漂流安南,李白误为沉船遇难,特为诗哀悼:“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
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充满情意的掉诗,是古代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755年朝衡重返长安,先后任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正三品)等职。公元770年年死于长安,终年73岁。唐朝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日本政府追赠正二位。

    吉备真备(公元693年—公元775年)公元717年和阿倍仲麻品一起到长安留学,了35年回国。在唐17年,钻研经史、天文、军事、音乐等各方面知识,归国时带回《唐礼》、历书、乐书、乐器、武器等。回国后任大学助教,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篆六道。带回的《唐礼》对月本朝廷的礼仪颇有影响,大衍历于公元763年(天平宝字7年)代替以风历使用。

    公元752年,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入唐。公元754年回国后任大宰大式,筑怡土城。称德天皇时,官至右大臣,从二位。著作有《私教类聚》。他在向日本介绍唐代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空海(公元774年—公元835年),公元804年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公元806年回国后,传播真言密教。公元816年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开创日本山岳佛教。公元828年在京都设综艺种智院,普及教育。空海工诗文,著《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纂隶万象名义》等。死后说弘法大师。

    最澄(公元766年—公元822年),公元804年与空海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从师道邃、行满学密教。次年携230部经典回国,弘布天台宗,建大乘戒坛,与南都诸宗对立。著有《显戒论》,《守护国界章》。死后溢传教大师。

    玄防(?一公元746年),于公元716年与吉备真备入唐,唐玄宗赐紫袈裟准三品职。公元735年携经论5000多卷及佛像回国,在兴福寺传法相宗。因治好圣武天皇母藤原宫子的病,入宫参与政治。后来受圣武天皇的宠遇,任为僧正,与吉备真备左右国政。但遭贵族反对,被流至筑紫观音寺。

    圆仁(公元794年—公元864年),于公元838年入唐,在唐学习显密两教。回国后传天台宗,建立常行三昧堂,奠定比睿山佛教兴险的基础。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了解唐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溢慈觉大师。

    圆珍(公元814年—公元891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唐学天台宗。公元858年回国开创日本天台宗寺门派。著有《法华集论记》、《大日经指归》等。溢智证大师。

五、鉴真东渡

    唐代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生产文化知识。其杰出代表人物是扬州名僧鉴真(公元688年—公元763年)。他俗姓淳于,江阳县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公元708年到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 师受具足戒。后从名僧学律宗。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签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朝廷派奈良兴福寺荣害、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传戒。

    鉴真在公元743至公元748年间曾五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在第五次东渡时,遇大风,漂流到海南岛南端,从海南岛绕经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回到扬州。途中由于劳累和暑热,鉴真双目失明,荣喜病死在端州(今广东高要)。公元753年10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时,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鉴真不顾年迈失明,答应同行。公元753年12月20日鉴真抵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年底到达九州大宰府,公元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

    鉴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天平宝字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

    随着律令制的建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风、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东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属于白风后期的兴福寺佛头,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风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绘画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奈良时期编辑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

    从狭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宗教方面。自推古朝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中国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教育方面。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中央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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