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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日本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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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这时期对外贸易管理权从大宰府转移到镇西奉行(镰仓幕府统治九州地方的官职)手中,民间贸易得到承认,有了迅速发展。13世纪初拥有船员100名以上的大船每年约有40至50艘到南宋,史载,“侯人,冒鲸波之险,舶炉相衔,以其物来售。”'注18'至13世纪中叶,偏安江南的南宋由于铜钱大量外流,苦于铜钱不足,乃提出限制贸易船只的要求。幕府同意这种要求,实行贸易统制,限定船数为5只,幕府则派名为“御分唐船”的御用(幕府)贸易船,直接进入海外市场。中国商人来日的也多,其中有一些定居博多,在这里娶妻生于,往来于两国之间。由于日本国内商业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增大,对宋钱的输入十分迫切。承久之乱后10年,京都的重臣西园寺公经曾遣商船向宋帝献上扁相制房屋,获得回礼10万贯和其他礼物。除铜钱外,输入品中还有江南特产高级丝织品(绢、续、锦);陶瓷器、茶、香料、药品、书籍、文具、绘画、珍贵木材等。输出品一如以前,主要有砂金、真珠、水银、硫黄、刀剑、扇、美术工艺品等。及至元代,由于元朝征日(后述),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中断,但民间依然进行贸易,幕府对日商出海已不加限制,元政府对日亦采取开放政策,准日商以金易元钱,还命令沿岸所在官司同日船贸易。

二、入来入元僧

    镰仓时代有大量日僧来宋、元访问,据统计,入南宋僧不下百余人,入元僧更多于此。他们大多从明州上陆,历访江、浙、闽诸寺,云游时饥则斋食,暮则投宿,受所至各地中国僧俗的热情接待。公元1331年入元僧友山士倔访问松江时,适值“巨水为害,吴中禅刹,钟鼓寂尔,游方之土,无放包之地”。在此困境下,该寺僧对这位远来的日本僧友山予以很好的照顾,“苦留过冬”,“视以骨肉”'注19',体现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入宋僧和入元僧旅居中国往往一、二十年。研究佛学(主要是禅学),兼及儒学、汉诗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各种学艺。入宋僧俊乘房重源(公元1121年—公元1206年)巡礼求法时,还钻研了宋代建筑式样,回国参加东大寺的修建工程。明庵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两次入宋学习禅宗,还学得宋代建筑技术和医学,研究了茶的养生效能,他回国后开创日本临济宗(禅宗之一派),建立禅宗式(南宋式)寺院,并将中国建筑式样带到日本。还有俊范(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于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入宋,在明州景福寺学禅及律。建历元年(公元1211年)回国,带回佛典、儒书及杂书2000多卷,为儒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到日本的南宋僧约有十多人,著名的有兰溪道隆(公元1213年—公元1278年)和无学祖元(公元1226年—公元1289年)。道隆于宽元4年(公元1246年)到日,接受北条时赖的归依,并为建长寺开山,广收门徒,形成大党派。溢号大觉禅师。祖元于弘安2年(公元1279年)到日、创建圆觉寺。溢号佛光禅师,为无学派。

    入元僧中出现不少知名的汉文学家和书法家,雪村友梅(公元1290年—公元1346年)、古源邵元(公元1294年一公元1364年)是其突出代表。雪村旅居中国22年,写下200余首诗歌,其中不少是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人 宋入元僧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宋、元科学文化的传入对镰仓时代日本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医学、雕版印刷、建筑、陶瓷制造、纺织、汉文学、书法、绘画的发展有很大意义。那些应日僧和幕府之请渡日、后来客死日本的宋元僧,为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节 抗元战争与镰仓幕府的衰落

一、文永之役

    镰仓时代日本同中国宋朝一直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进行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至13世纪70年代,两国间和平往来由于元朝军事封建主对日进行侵略而暂告中断。

    12世纪末,蒙古族兴起。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此后约半个世纪,成吉思汗的继承人通过军事征伐不仅控制了中国本部的华北地区,还进占了中国以西直至东欧的欧亚辽阔土地。公元1259年征服了高丽。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

    忽必烈的侵略矛头终于指向了日本。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今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但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只好连日到各社寺祈祷。次年忽必烈的使者再来。此次朝廷打算给忽必烈的使者带去国书,但由于正式就任执权不久,年少气锐的北条时宗(公元1251年—公元1284年)的阻拦而末发。此后,公元1271至公元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遣使,重提他的要求,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对此,北条时宗仍坚持拒绝回书,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命九州的守护地头加强沿岸防御,还命令驻守镰仓的御家人回国,四国、中国的御家人依次西下,以加固九州的警备。

    文水11年(公元1274年)上半年,忽必烈强征高丽船工、民夫35000人为他建造兵船900艘,还从农民中征兵5000,以此完成了他发动征日战争的最后准备;然后又镇压了高丽军民坚持数年之久的反元起义。10月初,都元帅忻都和右、左副元帅洪茶丘、刘复亨率25000名侵略军和900艘兵船从朝鲜的合浦(马山)出发,大举征日。10月5日至14日,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吱。对马“守护代”宗助国和壹吱“守护代”平景隆分别仅以80骑与百余骑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元军随后侵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使几百名日本武士伤亡。19日兵船驶进博多湾。就在这以前,在大宰府的召集下,日本九州九国御家人,“甚至神社佛寺人员都争先恐后急驰而来”。'注20'这支为数万人'注21'的御家人在大将少式景(或经)资的指挥下,从20日上午10时开始,同当天早晨登陆的元军交锋。战幕一拉开,日本武士就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元军采用的是进步的步兵集团战术,这使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很不适应;元军箭短而射程远,为日箭所 不及;元军作战时击鼓鸣锣,常使日军战马惊跃狂奔,控制不住,元
军使用一种日本武士从未见过的火药武器——震天雷,其射出的铁弹爆炸声往往使日本武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东西”。'注22'激战至暮,日本武士被迫退到大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元军可能为了防备日本武士夜袭,回到船上。就在当天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船200艘,剩下的船只不得不返航。忽必烈的第一次对日远征于是结束。这次远征日本,史书称为“文永之役”。

二、弘安之役

    “文永之役”以后,为防范元军再来,幕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防御体制:调中国地方(指山阴、山阳两道)御家人驻守长门,调东国御家人驻守九州,以有战功者赏相约,动员全国“公家”和寺社里的非御家人;任命北条一族人为九州和其他重要国的守护;最后在博多湾沿岸筑起坚固石垒。忽必烈在灭南宋(公元1279年)前后,大肆搜刮,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他又两次遣使赴日要求朝贡。北条时宗两次斩杀元使,以示继续抵抗决心。

    弘安4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分兵两路,一路是从朝鲜派出的东路军,另一路是从中国江南派出的江南军。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统率蒙、汉、鲜兵4万人,兵船900艘。江南军由范文虎指挥10万人,兵船35000艘。两路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吱会合。东路军首先进发,6月初已进入博多湾,占志贺岛。日本武士草野次郎、河野通有等曾多次乘小船主动出击,双方互有损伤。7月初,元两路军汇合,下旬元军主力集结鹰岛。在元军即将举行全面进攻的前夕——农历7月30日夜,这里又狂风大作,兵船大部沉没,元军仅一小部分得以生还。于是忽必烈的第二次远征又告失败。

    在幕府领导下日本军民进行的顽强抵抗及两次暴风雨对元兵船的袭击无疑是使日本赢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至于暴风雨,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日本旧史书把这种自然现象说成是“神风”、“八幡宫镐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等等,显然是无稽之谈。元朝征日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中国人民的种种抵制。这种抵制也是促使元军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战后的衰落

    抗元战争胜利后,幕府的统治转向衰落。同承久之乱时不同,抗元战争后幕府没有得到没收自政敌的土地,幕府无法使获有战功而纷纷来到镰仓要求恩赏的御家人得到满足,从而破坏了由“奉公”取得“恩赏”的这个幕府同御家人关系的基础。

    御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恢复自己的实力,就加紧侵占“公地”并通过大搞自13世纪中期开始采取的“地头请”和“下地中分”的办法蚕食庄园,加速了地头、庄官等既脱离“本所”、“领家”,又脱离幕府,形成独立的封建领主的过程。但是多数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了,开始把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卖出。幕府为了防止其政治军事支柱继续削弱,曾禁止御家人出卖土地给商人、高利贷者,但禁令并无多大效果,贫困的御家人仍设法偷偷出卖。于是永仁5年(1297)幕府颁布《德政令》,规定禁
止买卖、典当御家人的领地,非御家人和商人买得御家人的领地须无偿归还原主,并且此后不再受理有关向御家人贷款问题的诉讼。《德政令》引起了经济混乱,商人抬高物价,高利贷不再向御家人通融资金。所以令颁后还不到一年,幕府就不得不将它取消。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

    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御家人不论是转为领主或贫困下去,为转嫁战争负担,都加强了对以“百姓名主”为主的农民的掠夺,致使农村荒废,饥谨频发,加剧了阶级矛盾,农民只得以逃散的方式来抵抗。 

    早在抗元战争前,“百姓名主”中就有一部分上升为武士。这样的武士是没有和幕府结成主从关系的非御家人。这些新兴名主,在货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方尤多。他们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利用反抗领主的贫困百姓名主、逃亡的下人和所从等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用弓矢甲胃武装起来,对抗幕府和领主,阻碍年贡的征收,袭击年贡运送队,夺取年贡。统治阶级把这类武装集团称为“恶党”,视同盗贼。在先进地区,恶党暴动早就发生,例如公元1236年在大和,公元1248年在山城国都曾发生过。及至抗元战争后,即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农民处境更加恶化,“恶党”到处出现,它的活动已遍及北起出羽、陆奥,南至淡路的日本各地。还有一些不满幕府的御家人,例如一些地头和守护,出于他们反对幕府、蓄养自己实力的需要,往往把恶党拉到自己一边,有的甚至成为“恶党巨魁”。恶党的活动构成了对幕府统治的严重威胁。
四、得宗专制

    在人民反抗日益激烈的同时,幕府内部的矛盾也加深了。迄今在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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