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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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勘合贸易条约以后的入明僧中，最有名的是三次作为正使入明的天龙寺坚中圭密和东福寺了淹佳悟。坚中圭密于应永10年（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率领300余人的使节团到中国，受到朱稼的热情款待。在明逗留半年，于公元1404年4月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朱隶还任命赵居任为送日使，送坚中圭密的日本使节团回国，并携带日本国王金印一颗送给足利义满。从此以后日明贸易正式开始，这不得不归功于坚中圭密。了淹佳悟于水正8年（公元1511年）入明，和明大儒王阳明等交往甚密。明武宗赐给他金澜袈裟，将他安置在育王山
广利禅寺。还有佳席玄树，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入明，在北京遏见宪宗。后游苏、杭，文明5年（公元1473年）回国。桂底回国后大力提倡朱子学，并出版了《大学章句》，为日本朱注儒书出版之始。

　　　　雪舟等杨（公元1420年—公元1506年）是最著名的入明僧。他曾在北京礼部院作壁画，大受宪宗的夸奖。他将中国的泼墨和设色的技法传到日本，开创日本水墨画的新局面。入明僧都喜欢舞弄文墨兼学儒学，从中国带回大量书籍。他们还将中国的名僧大儒撰写的顶相赞、塔铭、行状、记录及诗文序跋带回日本。如1368年日县带回嘉兴府天宁寺楚石梵珐撰的65巴后正观寺大方元恢和尚顶相赞》，1405年遣明使明室梵亮带回宋潦撰的《日本国天龙掸寺开山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

　　　　除日本僧到中国外，还有明僧到日本的。文中元年（明洪武5年，公元1372年），嘉兴府天宁寺住持仲献祖闻、南京瓦官寺无逸克勤作为明朝正使来到日本。他们虽然在京都只逗留2月，但对五山僧的影响很大。应永9年（明建文4年，公元1402年），惠帝也派禅僧道醇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为使者，到日本递交国书，促进了日明文化交流。两国禅僧交往频繁，日本五山文学深受中国影响，使日本禅林文学进一步世俗化，模仿高启、宋谦等活着的文学家，正象奈良、平安时代模仿杜甫、李白一样。足利义满在京都北山以百万贯经费建造起来的山庄和三层的金阁，采取了日本寝殿式和大陆“唐样”的折衷式样，但主要以模仿中国文化为其特征。

六、与李氏朝鲜的通好

　　　　公元1392年，朝鲜高丽王朝崩溃，李氏王朝建立。太祖李成桂即位后，一面加强防倭措施，一面遣使赴日，谋求通好，井要求日本禁倭寇。足利义满应朝鲜要求，命九州地方守将禁贼船，送还朝鲜被掳人口，于是两国通好。日本采取了某些打击倭寇措施，但不能根本制止倭寇活动，倭寇在朝鲜沿海为害仍十分严重。于是朝鲜决心以武力捣毁倭寇据点，乃于应永26年（1419）遣200艘兵船17000名大军袭击了认定是当时倭寇据点的对马。这就是日本方面所说的“应永外寇”，朝鲜方面则称作“已亥东征”。对于朝鲜的这次军事行动，幕府大为震惊，但当确认朝鲜的目的纯系剿倭寇后，乃继续通好。

　　　　日朝通好后，九州、中国地方的守护大名和豪族频频遣使朝鲜。他们都以修好为名，欲获得贸易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的朝鲜，乃要求对马的宗氏予以限制。日朝贸易也采取了勘合贸易的形式，规定持宗氏证明宋朝的贸易船一年为50只，有特殊需要者例外。贸易港口限于乃而浦、富山浦、盐浦三港。这三港和首都京城都筑有倭馆，供接待日本使节和日商之用。随着两国贸易的发展，侨居三港的日人逐渐增加，至15世纪末突破2000人。日侨同朝方官员纠纷频发，16世纪初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三港的日侨撤到对马（“三浦之乱”）。此后虽恢复往来，但日朝贸易已渐趋不振。

　　　　贸易品中日本输出的主要有扇、刀剑、硫黄、铜、银等日本产品，以及各种染料、香料、药材、砂糖等南海物资。这些南海物资多半是琉球商船运到博多的。朝鲜输往日本的，最主要的是布帛类，此以棉布为最，仅公元1418年至法院1423年的5年间就输进日本11356正。

　　　　人参、虎豹皮等朝鲜特产品也是输出大宗。大藏经、大般若经和佛具的输出在初期居重要地位。
第四节　室町前期的文化

一、朱子学与《神皇正统记》
　　　　朱子学在镰仓时代就传入日本了。当初将朱子学带到日本的是俊艿（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和圆尔辩圆（公元1202年—公元1280年）两禅僧。圆尔之后在日本积极传播朱子学的有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元僧一山一宁。镰仓时代朱子学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而且它是依附禅宗传入日本的，只是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在禅僧中间流行，停留在兼学的程度上。至南北朝时代（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情况便不同了。义堂周信（公元1325年一公元1388年）从《四书》的价值来谈新旧两注的不同，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为足利义满讲《中庸》、《大学》、《鲁论语》（鲁国所传的《论语》）。他对义满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义堂之后歧阳方秀及其弟子云章一庆、翱之惠风等大力宣扬朱子学，朱子学不但在关东，在全日本已取得了稳固的地盘。

　　　　“建武中兴”失败后，朱子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室町幕府和北朝皇室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记述从“神代”至南朗后村上天皇即位（公元1341年）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著者北田亲房仿照朱烹《通鉴纲目》的宗旨，大力宣扬“大义名分论”，笔诛“乱臣贼子”。他还按朱烹唯心主义理气之说，对由来已久的“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并通过所谓“神器授受”说论述皇统的继承，为南朝正统说提供根据。《神皇正统记》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所谓独特的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这个“国体论”到明治以后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人民、进行侵略的思想武器。

二、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创作的最大成就，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谣曲”和“狂言”的乐曲。“能乐”是一种使用“能面”（能乐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能乐”的前身是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散乐，进入镰仓时代又采用了歌舞乐曲，逐渐变成戏剧的文艺形式。至室叮前期，经过大和“猿乐”的观世座（剧团）的著名演员观阿弥，尤其他的儿子世阿弥（公元1363年—公元1443年）的努力，使“能乐”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形式。世阿弥还统一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术，集当时日本歌舞之大成，创造了日本民族戏剧。他的《花鼓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艺术理论著作，奠定了日本的民族艺术理论基础。他的《能作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方法的著作。他一生创作的“谣曲”至少有90多种，其中有些是历史故事、传说，歌颂英雄武士、高僧，为足利义满和武士们所欣赏。但也有不少是揭露社会矛盾的，有些今天尚在演出。

　　　　当时在能乐剧歇幕时总是穿插演出“狂言”。如果说能乐在颇大程度上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戏剧，那么狂言便完全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艺。遗留下来的300多篇“狂言”，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完全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人物的尖锐批判和辛辣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能乐”和“狂言”的发展，给后来“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三、文学艺术

　　　　室町时代贵族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只是若干贵族文入完成了《日本书纪》、《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一些古典著作的抄写本和注释书而已。此时禅僧的五山文学十分兴盛。五山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之分，公元1386年足利义满整顿五山制度，将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里的五山僧人学习中国语，入山为僧必须考中国语，及格后方能出家为僧。所以他们都精通汉文学，写了许多汉诗、日记、语录、文章，杰出的作家辈出，如虎关师栋、义堂周信等。除五山汉文学外，武士文学作品较有价值的是《太平记》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记述从“建武中兴”和南北朝大约50年间战乱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
以及各阶级的动态和思想。

　　　　随着农民、町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

　　　　这时期绘画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

　　　　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第五节　农村自治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

一、农村自治体（“物心”）的形成　

　　　　南北朝时代封建主集团的混战，破坏了生产，摧残了劳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同封建主阶级矛盾尖锐化。

　　　　早在镰仓末期，先进地区的农民就开始以名主为中心团结起来，加强了对庄园领主和在乡领主地头斗争的力量。南北朝时代，乘多数武士离开农村忙于混战之机，农民更加强了这种团结，壮大了力量。起初，农民们在发生某些重大事件时都来到村民信仰的中公神社处集会（“寄合”），商讨应付办法。久之，这种集会便定期召开，做出决议共同行动。农民依靠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