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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4章

小说: 陈独秀风雨人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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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月下旬,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共400页码。为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赶写了《五一运动史》。编好7卷6号,陈独秀就今后编辑《新青年》的事,给李大钊、胡适诸同人写信,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担任。   
  陈氏的坚决信仰   
  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经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这时,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6年后(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延年满脸不高兴,因为陈独秀劝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 
  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延年在给友人雄东即丁肇青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陈延年不喜欢受人制约,不赞成跟着陈独秀、胡适后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请陈独秀作序。陈独秀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汪孟邹点头说:“就按你说的写。” 
  住在陈独秀家楼下的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和李达住在一起,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经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经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 “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在这之前,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将戴季陶骂了一顿。张东荪、戴季陶中途退出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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