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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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兴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里弄。周围是手工业工厂，杂居，便于隐蔽。因为这里只有三个门牌，所以叫“三曾里”。两楼两底共有八九间房子。
年龄大一点的向警予作户主，对外称一家人。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泽东隔壁。9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后，罗章龙代替他做秘书工作。三曾里作为中央机关，对外是“报关行”，请了共青团员王熙春管事物，请了一位30来岁的丝绸女工魏贞秀做娘姨。
陈独秀家离这里有一二里路，在三曾里楼上有床铺，遇到开会晚了或者有事，就不回去住。平常不容许其他人来。一次，高君曼来找陈独秀，王熙春不认识她，拦着不让她上楼。回到上海，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无聊时，他常逛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坐坐。这时胡适、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几个安徽老乡常以亚东图书馆为会谈场所，海阔天空扯谈一通，然后各自回家。胡适是10月初由烟霞洞到上海，住在沧州饭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2）
10月15日晚，胡适、徐志摩宴请郭沫若、田汉夫妇。散席后，胡适和徐志摩去亚东书局。正在喝茶，听到一个人急匆匆上楼。来人身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站起来向徐志摩说：“志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仲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徐志摩的头发在昏黄的灯下更显得零乱，脸色稍白。看着面前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既然是胡适朋友，大概有些来历。
听说是徐志摩，陈独秀连忙伸手说：“哦，知道，知道。”陈独秀拿下帽子，露出长长的头发。陈独秀头发稀少，几乎集中到了顶部，向中央靠拢，前额像一个斜坡，鼻梁挺直，眉毛间隔很宽，线条分明，很像近代表现派非洲艺术大师雕的铜像！徐志摩大惊异：陈独秀，异相也！
11月上旬一天，陈独秀到瞿秋白家中坐。瞿秋白在东南大学参加团“二大”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学务长，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
瞿宅是比较西式的楼房。陈独秀随瞿秋白上楼进入他的布置精巧的书房兼卧室。
瞿秋白请陈独秀坐在大写字桌前的木椅上，自己坐在宽大的弹簧床上。陈独秀边点烟边说，“房间布置得像闺绣，就是这儿像书生，”陈独秀用夹烟的手指了指三架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橱。“马上要开三届一中全会了。三大决议案引起不少同志疑虑，影响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没有时间作长文章了。”提到不少同志疑虑，使瞿秋白想到杨明斋。不久前，杨明斋因不赞成“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和陈独秀争吵了一顿。瞿秋白也和杨明斋谈过，劝他打消去甘肃的念头，但劝不住。
这期间，汪孟邹邀请陈独秀和胡适为亚东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各写一序。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努力》周报发起的。北大教授张君劢宣传玄学，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引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公开争论。5月，胡适写《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结果，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任叔永、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孙伏园、陆志伟、范寿康等人都参加了进来。
陈独秀对张君劢玄学派和丁文江科学派都不赞成，因此对支持丁文江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是批评态度。胡适认为，陈独秀信奉的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于是，两人借写序，再起战火。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写完这篇文章，陈独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当天就病倒了。一检查，是慢性脑炎。
国民党“一大”（1）
1923年11月24日上午至次日下午，陈独秀病情好转后，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月下旬，李大钊请了两个星期假来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有课在身，只好说所授的课回来补。到上海后，不料会议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只好延长20天，后来等谭平山，又延迟了10天，谭平山没有等到，毛泽东也没有等到。时间已经等掉了。
会上，陈独秀感到党内同志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统一，而且，不少同志对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北京的斯列帕克也认为，中共“三大”使同志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他反对工人运动兴起后，还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
散会后，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分析，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希望用这篇文章统一党内思想。后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近一时期，陈独秀遇到了各种困难，身体不好、经费短缺和各种攻击。10月、11月、12月，共产国际没有给钱，整整6个月红色工会国际也没有给钱。以前，工会成立时，多少还按时收取一些工会会费。京汉铁路罢工以后，差不多所有工会都被摧毁。
12月9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写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回答了胡适两个问题后，说：“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上月末，胡适回北京前，在上海沧州饭店写了《科学人生观》文集序，并写了《答陈独秀先生》。
隔日，汪孟邹给在北京的胡适回信说：“仲甫做了一篇答适之文，约3000字，即附你答独秀文之后，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样，与你的序清样一并邮呈。”亚东出版《科学与人生观》1000册，清样已排出，本月面市。收到汪孟邹寄来的陈独秀答书，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强辞夺理不说，末段简直是侮辱人。
12月26日，从南方到上海的鲍罗廷和瞿秋白谈话。今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任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并责成鲍罗廷“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月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鲍罗廷个子不高，上唇留有和斯大林一样的浓髭。他问：“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吗？”瞿秋白说：“是的。”“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没有。”“在地区组织中呢？”“也没有。”“也就是说，那儿没有讨论，为什么？”瞿秋白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
鲍罗廷换了一个问题：“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昨天出版了48期周报（《向导》）。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瞿秋白说。“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吗？”鲍罗廷问。“我只看了标题。”瞿秋白答。“您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鲍罗廷继续问。“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瞿秋白说。鲍罗廷惊讶地问：“你们的报纸在这里公开出售吗？”“是的，半公开。”
鲍罗廷说：“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事，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昨天，陈独秀签署了中共中央13号通告，要求各地推荐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谈到访问苏联的蒋介石，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鲍罗廷问：“沈是正面人物吗？”“是的。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说：“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瞿秋白说：“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联席会，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鲍罗廷说：“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当然是不应该的。”鲍罗廷喜欢独断行事，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理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
陈独秀说，中共“三大”谈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是因为党内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提到，中央曾发给地方呼吁书，呼吁同老的国民党党员（官僚）作坚决的斗争。11月底，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请愿书”，批评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说：“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识其别有怀抱，党员决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反驳了邓泽如等人，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
国民党“一大”（2）
国民党“一大”会议结束前作“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等4项决议。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以“我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为由，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23位代表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云集广州后，鲍罗廷召集代表们开会，统一代表思想。根据陈独秀提议，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组织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大会期间，列宁逝世。广州的市政府大楼、轮船、孙中山的大本营、河边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国的沙面租界没有下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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